张之洞最初计划将铁厂设在广州河南凤凰岗
发布时间：2023-03-09 01:40来源： 未知
未有铁矿，先购机器
学界谈张之洞在广东办洋务，多提到1885年设立矿政局（矿务局）一事，以此作为他的业绩之一。矿政局的设立，是听从粤商何献墀的建议，但其人员构成却令人费解。矿政局有两个总办，一是李蕊，一个彭懋谦。这两位都属于非常传统的读书人，其知识结构、历练并不适合这个岗位。
李蕊（1822-1886），湖南祁阳人，字仙舟，号奎楼，1869年投笔从戎，加入平江营，后肆力科举，中进士点翰林，1879年以试用道分发广东，数年间无所事事，遂编撰60万言的《兵镜类编》一部。1883年曾国荃督粤，以同乡关系委以重任，任善后局总办。此次出任矿政局总办，可以肯定是出于同乡彭玉麟的力荐。张之洞曾写信给堂兄张之万，抱怨彭玉麟在广东，“要差要缺，几欲无人非湘人而后已。”另一个总办彭懋谦（1833-1905），字小皋，陕西省石泉县人，由增贡生报捐同知，同治九年（1870）中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授工部主事，改捐道员指分广东，光绪八年署惠潮嘉道，十年四月署督粮道。历任广东报销、厘务、善后、矿政等局总办。这两个总办可以说是传统的学者、循吏，操守都很廉洁，但实在不适合安排在这个岗位上。这个位置，需要的是懂一些地质学、能与欧美机器采矿业界联络、吃苦耐劳的开拓型人才。
事实证明，矿政局的设立，对张之洞找矿并无帮助，他实际是依赖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帮忙探矿。方耀经常在惠州各属“剿匪”，本人对开矿极有兴趣，组织了一些商人在各地探矿。1886年1月3日，方耀电告张之洞：“惠属矿务，经派人协商，分往查探，兹据覆，河源之大叶山等处，铁苗甚旺，归、博、长、永各属亦多铁矿兼有五金矿山。现购有机汽及造成小炉，拟运赴各该处先行试探、试炼，一面会府行县查照，仍俟倾煎成质，察看情形若何，再行督商妥议，具报开办。”（《广州大典》总第344册）方耀在惠属探矿多年，未见有何显著成效。作为军事领导人，方耀将探矿当作可有可无之事，只是让商人自己探查，没有组织一个班子专门负责，惠州知府、各属知县实际也不闻不问。张之洞听信了方耀的“情报”，认为广东总是能找到铁矿，在没有探明地点、储量、品位的时候，下决心从英国订购大型炼铁设备，几近儿戏。
直到1899年冬，铁厂设备已付定金，张之洞才意识到要找惠州知府落实铁矿坐落何处。11月初，他急电惠州知府督责：“该府设局开矿日久，未据详报，闻煤、铁、铜、锡各矿均有，究竟何处现开何矿、何处所得最多、何处矿质最良、多者能出若干，其转运煤、铁，何处水口最为近海、运脚几何、应以何处为聚集之所，速饬归善、河源、永安、龙川四县令即日亲往确勘。”（《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8册）意想不到的是，新任薛知府回电，方耀并无设立矿务专门机构，前任知府只是一纸塞责：“惠府矿务，方提督并未开局，各商亦未领照开办，何处、何矿丰旺，必须开探方知。前李守禀呈山场清折，各县均未查复。”前任知府李璲在张之洞、方耀双重压力下，开列过惠属各处矿场地名，但各县知县并无亲到现场履勘，也久无回复。商人何献墀开发大屿山银铅矿不顺利，张之洞认为是商人不懂开矿的结果，开矿必须“官为经理”。从惠州知府的回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官为经理”的结果。
洪钧的反对意见
张之洞也明白探矿需要西洋矿师协助，只是观念陈腐，招揽不得法。中法战争印证了他头脑中固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念，但在招揽西方采矿工程师方面，仍持有这种旧观念，并不是都可行。
1889年4月9日，已经准备订购设备，他到这个时候才想起请刘瑞芬在英国“觅上等矿师”。刘瑞芬千辛万苦，找到一个愿意来中国的矿师，到9月份又起变故，说是“因家务不能来”。（《广州大典》总第343册）12日，张之洞致电洪钧：“琼、惠等府现兴矿工，请代订精于铜铁矿师二人，务须上等，议定月薪、年限及盘费，能速订速来尤感。”也即他已准备下单订购炼铁设备，但采矿工程师尚未物色到，急急忙忙，托完刘瑞芬，觉得不保险，又托洪钧帮助物色。
驻德公使洪钧有自己的见解，不会对张之洞言听计从。从来往电报看，洪钧对近代矿业、工业的了解，比张之洞高明许多。对寻找上等矿师问题，洪钧回答：“上等矿师皆享月俸，非有经久重利，未肯远适。”欧洲上等采矿工程师均有优厚待遇，除非确信能得到长期的高回报，不会随便到远东来。
需要补充的是，欧洲人多不能适应广东炎热气候，加上热带传染性不时流行，当日两广地区的传教士及其亲属死亡率、染病率极高。为了高薪而不幸送命，或落个终生残疾，得不偿失，这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难行得通的重要原因。这年秋天洪钧帮张之洞在德国找到的副矿师“行至新加坡身故”，就是例子。
对广东开设炼铁厂的计划，洪钧毫不客气地一口反对：“粤中铜、锡矿可开，铁矿不可开。购机设厂，需款甚钜，尚请熟筹。”（《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64册）洪钧对广东矿藏情况了解较深，坚决认定粤中“铁矿不可开”。此处“不可开”之意，是缺乏大型富铁矿，小型的贫铁矿不能适应需求。洪钧进一步警告说，购买机器设备设立炼铁厂，总投资金额甚钜，要张之洞慎重考虑再说，实际上是否定了在广东开设炼铁厂的计划。广东的富铁矿，要到1939年，侵华日军在海南石碌发现。即使当时张之洞手下找到石碌铁矿，从海南腹地矿区到广州的运费也不低。
英国方面宣布涨价后，张之洞曾打算转向德国订购，八月廿三日致电洪钧：“请定镕铁大炉二座，日出生铁一百吨，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一切配全，能拆开分运，经行山路至内地者尤好，价若干、几月造成、需用洋匠几人、薪工若干，望悉查示。款已筹备，此系详筹必办之事，务恳速议见复。”（《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8册）后因刘瑞芬与英厂再次谈妥，从德国引进设备的计划没有再提。
英厂涨价
张之洞洽购炼铁设备，与纱厂、枪炮厂一样，都由驻英公使刘瑞芬具体操办，张之洞坐镇广州，用电报发纵指示，刘瑞芬则不辞辛苦，与厂家作唇燥舌焦的艰苦谈判。不过，由于汇丰银行汇兑定金时出现延误，英国厂家重新报价时突然加价。
1889年4月9日，张之洞同时致电刘瑞芬、洪钧：“粤多铁矿，质美价廉，惟开采煎炼未得法，故销路甚隘。请查开铁矿机器全副需价若干，将生铁炼熟铁，将铁炼钢，兼制造钢板、钢条、铁板、铁条及洋铁针并一切通用钢铁料件需用机器，约价几何。粤拟设炼铁厂，请详询示复。”
刘瑞芬凡张之洞托办之事，二话不说，先做了再说，不持异议，即或有疑问，也是以温和之语出之。洪钧却不会稍加辞色，对张之洞的做法，有时直接否定：“开矿机价自十万马至五六十万不等，须相地而施；炼铁机器亦须知日炼若干，无从悬揣，总以矿师测验为首务。现正物色良师，未敢草率报命。”（《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丛书》第二辑第8册）“无从悬揣”四字，体现了洪钧的科学精神。
就在奉调湖广前一天（8月7日），张之洞发电刘瑞芬催督：“铁机请速定，尚未奉示复，盼切之至。立等具奏，即定迅复。”原来，开设铁厂的资金，是向广东全省“官吏绅商”勒捐而来，必须尽早向朝廷出奏成为定案，若一直未能奉旨允准，这笔钱就没有“合法”身份。张之洞自吹自擂，总说自己在粤省筹款“取之中饱”，兵工厂投资、铁厂投资是全省各级官员“凑捐”，说“取之中饱”有点不公平，贪官对这点勒捐经费当然无所谓，苦的是真正的清官。所谓“绅商”，笔者猜测主要是官商身份的盐商之类。
8月14日，刘瑞芬奉命与英厂谛塞德公司（Tees-side Engine Company of Middlesbrough，张之洞电报档作“谐塞德”，可能是译电错误））签订“镕铁大炉”合同。9月5日，张之洞收到刘瑞芬回电：“炼铁机炉，该厂因过期多日未付定银，现工料各价腾涨，前议已作罢论。”（《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65册）当张之洞要求与该厂再议时，9月6日刘瑞芬答复“此时颇费唇舌，业与该厂说绝，现难再议”。
英厂突然涨价，刘瑞芬与之理论，几乎翻脸。张之洞铁厂专款筹集告成，势难中止。最终，经刘瑞芬与英厂再次谈判，仍以原价成交，签订合同。突然涨价以及刘瑞芬所言“业与该厂说绝”，背后有无李瀚章操纵，殊难判断。李瀚章无意把炼铁设备留在广东，并不表明他反对兴办近代工业，而是深知张之洞此举鲁莽冒失，铁厂投资是个“无底洞”。
9月，张之洞奏上《筹设炼铁厂折》，报告朝廷：从英国公司引进炼铁设备连同配件等，总价款八万三千五百镑（折合白银约39.5万两），厂址“择定于省城珠江南岸之凤凰岗地方，水运便利，地势平广”。此地原是广州八旗水师营把守的凤凰岗炮台所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水运便利”倒是实情，后来日商在此建成大阪码头与仓库。
学界谈张之洞在广东办洋务，多提到1885年设立矿政局（矿务局）一事，以此作为他的业绩之一。矿政局的设立，是听从粤商何献墀的建议，但其人员构成却令人费解。矿政局有两个总办，一是李蕊，一个彭懋谦。这两位都属于非常传统的读书人，其知识结构、历练并不适合这个岗位。
李蕊（1822-1886），湖南祁阳人，字仙舟，号奎楼，1869年投笔从戎，加入平江营，后肆力科举，中进士点翰林，1879年以试用道分发广东，数年间无所事事，遂编撰60万言的《兵镜类编》一部。1883年曾国荃督粤，以同乡关系委以重任，任善后局总办。此次出任矿政局总办，可以肯定是出于同乡彭玉麟的力荐。张之洞曾写信给堂兄张之万，抱怨彭玉麟在广东，“要差要缺，几欲无人非湘人而后已。”另一个总办彭懋谦（1833-1905），字小皋，陕西省石泉县人，由增贡生报捐同知，同治九年（1870）中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授工部主事，改捐道员指分广东，光绪八年署惠潮嘉道，十年四月署督粮道。历任广东报销、厘务、善后、矿政等局总办。这两个总办可以说是传统的学者、循吏，操守都很廉洁，但实在不适合安排在这个岗位上。这个位置，需要的是懂一些地质学、能与欧美机器采矿业界联络、吃苦耐劳的开拓型人才。
事实证明，矿政局的设立，对张之洞找矿并无帮助，他实际是依赖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帮忙探矿。方耀经常在惠州各属“剿匪”，本人对开矿极有兴趣，组织了一些商人在各地探矿。1886年1月3日，方耀电告张之洞：“惠属矿务，经派人协商，分往查探，兹据覆，河源之大叶山等处，铁苗甚旺，归、博、长、永各属亦多铁矿兼有五金矿山。现购有机汽及造成小炉，拟运赴各该处先行试探、试炼，一面会府行县查照，仍俟倾煎成质，察看情形若何，再行督商妥议，具报开办。”（《广州大典》总第344册）方耀在惠属探矿多年，未见有何显著成效。作为军事领导人，方耀将探矿当作可有可无之事，只是让商人自己探查，没有组织一个班子专门负责，惠州知府、各属知县实际也不闻不问。张之洞听信了方耀的“情报”，认为广东总是能找到铁矿，在没有探明地点、储量、品位的时候，下决心从英国订购大型炼铁设备，几近儿戏。
直到1899年冬，铁厂设备已付定金，张之洞才意识到要找惠州知府落实铁矿坐落何处。11月初，他急电惠州知府督责：“该府设局开矿日久，未据详报，闻煤、铁、铜、锡各矿均有，究竟何处现开何矿、何处所得最多、何处矿质最良、多者能出若干，其转运煤、铁，何处水口最为近海、运脚几何、应以何处为聚集之所，速饬归善、河源、永安、龙川四县令即日亲往确勘。”（《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8册）意想不到的是，新任薛知府回电，方耀并无设立矿务专门机构，前任知府只是一纸塞责：“惠府矿务，方提督并未开局，各商亦未领照开办，何处、何矿丰旺，必须开探方知。前李守禀呈山场清折，各县均未查复。”前任知府李璲在张之洞、方耀双重压力下，开列过惠属各处矿场地名，但各县知县并无亲到现场履勘，也久无回复。商人何献墀开发大屿山银铅矿不顺利，张之洞认为是商人不懂开矿的结果，开矿必须“官为经理”。从惠州知府的回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官为经理”的结果。
洪钧的反对意见
张之洞也明白探矿需要西洋矿师协助，只是观念陈腐，招揽不得法。中法战争印证了他头脑中固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念，但在招揽西方采矿工程师方面，仍持有这种旧观念，并不是都可行。
1889年4月9日，已经准备订购设备，他到这个时候才想起请刘瑞芬在英国“觅上等矿师”。刘瑞芬千辛万苦，找到一个愿意来中国的矿师，到9月份又起变故，说是“因家务不能来”。（《广州大典》总第343册）12日，张之洞致电洪钧：“琼、惠等府现兴矿工，请代订精于铜铁矿师二人，务须上等，议定月薪、年限及盘费，能速订速来尤感。”也即他已准备下单订购炼铁设备，但采矿工程师尚未物色到，急急忙忙，托完刘瑞芬，觉得不保险，又托洪钧帮助物色。
驻德公使洪钧有自己的见解，不会对张之洞言听计从。从来往电报看，洪钧对近代矿业、工业的了解，比张之洞高明许多。对寻找上等矿师问题，洪钧回答：“上等矿师皆享月俸，非有经久重利，未肯远适。”欧洲上等采矿工程师均有优厚待遇，除非确信能得到长期的高回报，不会随便到远东来。
需要补充的是，欧洲人多不能适应广东炎热气候，加上热带传染性不时流行，当日两广地区的传教士及其亲属死亡率、染病率极高。为了高薪而不幸送命，或落个终生残疾，得不偿失，这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难行得通的重要原因。这年秋天洪钧帮张之洞在德国找到的副矿师“行至新加坡身故”，就是例子。
对广东开设炼铁厂的计划，洪钧毫不客气地一口反对：“粤中铜、锡矿可开，铁矿不可开。购机设厂，需款甚钜，尚请熟筹。”（《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64册）洪钧对广东矿藏情况了解较深，坚决认定粤中“铁矿不可开”。此处“不可开”之意，是缺乏大型富铁矿，小型的贫铁矿不能适应需求。洪钧进一步警告说，购买机器设备设立炼铁厂，总投资金额甚钜，要张之洞慎重考虑再说，实际上是否定了在广东开设炼铁厂的计划。广东的富铁矿，要到1939年，侵华日军在海南石碌发现。即使当时张之洞手下找到石碌铁矿，从海南腹地矿区到广州的运费也不低。
英国方面宣布涨价后，张之洞曾打算转向德国订购，八月廿三日致电洪钧：“请定镕铁大炉二座，日出生铁一百吨，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一切配全，能拆开分运，经行山路至内地者尤好，价若干、几月造成、需用洋匠几人、薪工若干，望悉查示。款已筹备，此系详筹必办之事，务恳速议见复。”（《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8册）后因刘瑞芬与英厂再次谈妥，从德国引进设备的计划没有再提。
英厂涨价
张之洞洽购炼铁设备，与纱厂、枪炮厂一样，都由驻英公使刘瑞芬具体操办，张之洞坐镇广州，用电报发纵指示，刘瑞芬则不辞辛苦，与厂家作唇燥舌焦的艰苦谈判。不过，由于汇丰银行汇兑定金时出现延误，英国厂家重新报价时突然加价。
1889年4月9日，张之洞同时致电刘瑞芬、洪钧：“粤多铁矿，质美价廉，惟开采煎炼未得法，故销路甚隘。请查开铁矿机器全副需价若干，将生铁炼熟铁，将铁炼钢，兼制造钢板、钢条、铁板、铁条及洋铁针并一切通用钢铁料件需用机器，约价几何。粤拟设炼铁厂，请详询示复。”
刘瑞芬凡张之洞托办之事，二话不说，先做了再说，不持异议，即或有疑问，也是以温和之语出之。洪钧却不会稍加辞色，对张之洞的做法，有时直接否定：“开矿机价自十万马至五六十万不等，须相地而施；炼铁机器亦须知日炼若干，无从悬揣，总以矿师测验为首务。现正物色良师，未敢草率报命。”（《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丛书》第二辑第8册）“无从悬揣”四字，体现了洪钧的科学精神。
就在奉调湖广前一天（8月7日），张之洞发电刘瑞芬催督：“铁机请速定，尚未奉示复，盼切之至。立等具奏，即定迅复。”原来，开设铁厂的资金，是向广东全省“官吏绅商”勒捐而来，必须尽早向朝廷出奏成为定案，若一直未能奉旨允准，这笔钱就没有“合法”身份。张之洞自吹自擂，总说自己在粤省筹款“取之中饱”，兵工厂投资、铁厂投资是全省各级官员“凑捐”，说“取之中饱”有点不公平，贪官对这点勒捐经费当然无所谓，苦的是真正的清官。所谓“绅商”，笔者猜测主要是官商身份的盐商之类。
8月14日，刘瑞芬奉命与英厂谛塞德公司（Tees-side Engine Company of Middlesbrough，张之洞电报档作“谐塞德”，可能是译电错误））签订“镕铁大炉”合同。9月5日，张之洞收到刘瑞芬回电：“炼铁机炉，该厂因过期多日未付定银，现工料各价腾涨，前议已作罢论。”（《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65册）当张之洞要求与该厂再议时，9月6日刘瑞芬答复“此时颇费唇舌，业与该厂说绝，现难再议”。
英厂突然涨价，刘瑞芬与之理论，几乎翻脸。张之洞铁厂专款筹集告成，势难中止。最终，经刘瑞芬与英厂再次谈判，仍以原价成交，签订合同。突然涨价以及刘瑞芬所言“业与该厂说绝”，背后有无李瀚章操纵，殊难判断。李瀚章无意把炼铁设备留在广东，并不表明他反对兴办近代工业，而是深知张之洞此举鲁莽冒失，铁厂投资是个“无底洞”。
9月，张之洞奏上《筹设炼铁厂折》，报告朝廷：从英国公司引进炼铁设备连同配件等，总价款八万三千五百镑（折合白银约39.5万两），厂址“择定于省城珠江南岸之凤凰岗地方，水运便利，地势平广”。此地原是广州八旗水师营把守的凤凰岗炮台所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水运便利”倒是实情，后来日商在此建成大阪码头与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