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数来，2022年出版的《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已经是我的第68本书了。可以说，这算是我的专著中的重头货。以几十年的研究经历为根基，我深以为，书写思想史，最需要创新的思想。只有创新，才能提出新问题、新思路，与过去常规的问题和思路形成对撞，由读思想史激发新思想。而这一点，正是我写作这部思想史的基本追求。

《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 杨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

　　思想史植根于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脱离文学史、文化史、文明史的所谓思想史，只不过是概念的演绎，变成一堆空空洞洞的纸片。文明史可以使思想史底蕴深厚，生动活泼。我讲思想史，就因为它囊括了综合性的文明观照、先秦诸子发生学、历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思想文化向民间的位移、思想文化的边缘活力与外来挑战，以及思想文化的方法论，展开了既有本体性、又有开放性的宏观视野，形成一种深入文明史的思想史。

　　了解什么是中国思想，然后才能跟踪思想运行的轨迹。在思想文化综论中，我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三原则：一是在原本比较重视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二是在文化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的活力”；三是从文献的验证中，深入到文化意义的透视。其中有两条重要方法：一曰破解精彩，另一曰追问重复。由此所重绘的文学地图，是一个现代东方大国与世界对话和交往的升级版的文化身份证。

　　为什么进而提出“中国文化之根本”的命题？这是为了使我们获得一种“文化自觉”。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追问：第一，中华文化从何而来？第二，中华文化根本何在？第三，中华文化有何种基本内涵？第四，中华文化为何具有千古不灭的生命力？第五，中华文化如何焕发与时俱进的现代原创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五问”，它将成为我们创造一代大国学术的逻辑起点。在这里，我们探讨了中华文化的深厚性、中华文化的原创性、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丰沛性和中华民族文化景观的丰美性，从而自觉地形成了文化的五纲目。

　　二

　　本根探索，是根本所在。在探讨先秦诸子文化本根的时候，既概括地展示了先秦诸子发生学，又重点考究了孔子赴洛阳问礼于老子的先秦诸子的开幕式，以及考究了荀子与韩非、李斯师徒会的先秦诸子的闭幕式，对文化血脉进行返本还原，展示了春秋战国300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和历史形态。然后考察了《论语》早期三加一次编纂（《齐论语》）之秘密，对齐子贡进行生命解读，对《孙子兵法》进行生命解读，对庄子思想的国族文化基因作出探赜索隐，最终落脚到诸子是怎么炼成的，从而真实深入地勾勒出中国文化的经学、子学脉络。经学、子学脉络，是中国文化精神发生学上的本原性脉络。

孔子行教像 资料图片

　　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因而，要进一步总览历代思想文化的界碑式人物。就此，我着重探讨了司马迁的“史记人文世界及著述体例”“陶渊明的菊、松、酒的人生三维境界”“李杜诗学：原理与方法论”，以及“苏轼与士人文化范式”。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或精神谱系形成的角度来看《史记》，可以从中寻找到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某些原型。比如：讲尊师，也许想到张良的圯桥拾履；讲重才，也许想到萧何追韩信；讲忍耐，可以想到韩信的胯下之辱；讲信义，可以想到季布的一诺千金。这些原型既涉及修身，也涉及治国。勾践的卧薪尝胆、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一战、范蠡的扁舟五湖，蕴含着何等的意志、决心、气节、豪情和潇洒。再如焚书坑儒、指鹿为马、项庄舞剑以及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又包含着多少残酷的权术和悲哀的命运。人们寻找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模式，多从经子典籍着眼，岂不知史书也以历史的残迹在编织国民精神的网络。所以，《史记》对民族精神血脉的影响，除了《论语》记录孔子的嘉言懿行之外，很难再找出第二部书，其影响不在老、庄、孟、荀之下。从整个民族来说，在铸造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上，《史记》所讲述的一系列“中国故事”，起到非常深刻久远的作用。

《陶渊明诗选》

　　魏晋时代是一个文学觉醒和个性自由的时代。文学觉醒和个性自由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陶渊明。文学自觉浪潮迭起，先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主张“文以气为主”。继之是谢灵运的山水诗，开创了中国山水文学的新境界，当时有人说“谢诗如芙蓉出水”。再继之就是陶渊明诗文共140多篇，引用《列子》《庄子》典故多达70次之多，对老庄思想接受甚深，崇尚老庄的自然美学观，陶渊明以大思想家的姿态成就了中国田园诗歌的辉煌。还有一部《世说新语》彰显着魏晋风流，对魏晋名士的清谈、品题等行为，栖逸、任诞、简傲等性格，都有生动的描写。鲁迅称赞它“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是“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在这股潮流中，陶渊明几乎成了中国一个士人文化的品牌。凡是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都读过他的《桃花源记》，知道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诗人、隐士、田园文学的奠基者。有人或许还能吟得出他的一两句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讲得出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陶渊明诗的价值，植根于诗而超越了诗，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采菊东篱、安逸田园、清风明月的文化，并以此进入中国文明史。

　　《史记》开创了中国文化的史脉，李白、杜甫则彰显了中国文化的诗脉。史和诗，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脉络所在。通过探讨“李杜诗学：原理与方法论”，从诗仙和诗圣的笔下，我发现了盛唐魄力与诗学新境界，他们以新的时代姿态，彰显的是《毛诗序》的诗学精神：“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苏轼在唐诗丰神之后创立宋诗格调，苏东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他以文学上的旷世大才，代表着一种以才情浩荡，诗、文、词、书、画兼通，而又意趣旷达为标志的士人文化形态。苏诗真率大气，才情浩荡，洋溢着忧患和理趣；东坡词采取“以诗为词”的策略，借用一种处在文学正宗地位的优势文体，驾轻就熟地开发出当时还有“艳科末技”之讥的词体的艺术表达的可能性。他用诗解放了词，从而使以往多用于应歌侑酒的歌伎唱词，在根本上转化为士大夫文人抒情言志的新诗体。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书信中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句话经典地总结了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三国演义》

　　元明清以降，思想文化向民间位移，小说戏曲中所蕴含的民间思想文化极其复杂丰富，道教信仰、“三国气”、“水浒气”，弥漫社会和江湖，因此有必要在新诠释学视角下剖析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尤其是《红楼梦》文化的“天书—人书”之精华。宋代勾栏瓦舍的说书四家，“说三分”衍化出《三国演义》，“说铁骑儿”衍化出《水浒传》，“说经”衍化出《西游记》，“说小说”衍化出《金瓶梅》。四大奇书实际上是反映中国民间精神文化的一种史诗性作品，宋元明800年其实是我们的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礼乐文明强烈碰撞的800年。某种程度上说，《三国演义》把民间的精神原型仪式化了。由于对民间精神原型作了仪式化的处理，《三国演义》的影响往往超过了我们的很多长篇小说。近世以来的戏曲里面留下的剧目，三国是最多的，像空城计、单刀会、失街亭、斩马谡、蒋干中计、草船借箭等，都是从《三国演义》里面来的。《三国演义》以一种仪式化了的民间心理形态，深刻模塑了中国民间的价值观和生存智慧。另一种角度看，《三国演义》是一种智谋书。俗话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又有“事后诸葛亮”“诸葛亮的锦囊妙计”，都是把诸葛亮作为智慧化身来看待的。《水浒传》更称得上是一种民心、民气和民间文化的结晶。《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勾栏瓦舍的说书人在大庭广众中，热情奔放、口若悬河地讲一个很古老又带有传奇色彩的梦。而《金瓶梅》却是以一种冷静、清醒，有时候带有几分轻蔑和嘲笑的眼光，由书斋里面看市井，看那个说书人的周围的世界。四大奇书，把我们中国宋元明这三代民族生存形态、民间文化心理、文人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反思，写得非常深入。小说戏曲的思想文化史，揭示了不同于正统诗文而更加连通地气的思想文化潮流。

　　三

　　思想文化史除了思想文化下行到民间之外，还应该考察思想文化外行而拓展空间，由此就会出现思想文化的边缘活力与外来挑战，因而就牵连出“世界大文化背景下的《格萨尔》”“《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以及“西学东渐四百年祭——从利玛窦、四库全书到上海世博会”的崭新命题。

　　思想文化远行到黄河长江的源头，就遇上了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传》是一个文化奇观，长达100万行，而且还是一部依然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活态史诗。《格萨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史诗《江格尔》《玛纳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史诗大国，这里面有非常丰富多彩的神话的想象，对英雄的描绘，以及世俗生活的展示。中华文明有了它们，就成了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共构的一种复合文明。称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格斯尔可汗传》）是江河源文明的典型，意味着什么？我以为，它意味着高山文明，有高山的原始性、崇高感、神秘感和尚武精神；同时江河源地带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侧，是蒙、藏两个民族的结合部，是东亚、中亚、南亚文明的结合部。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公元前的那个一千年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的那个一千年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而公元后的第二个一千年，历史将会证明最伟大的史诗，是以《格萨尔》为代表的中国史诗，它是至今还活在数以百计的歌手口中的活态的史诗。由于是活态的史诗，对于史诗的发生学、形态学、文化学、艺人学，包括艺人在演唱中能够演唱十几部、几十部的那种精神的迷幻状态的研究，都会提供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现实的材料，可以为世界史诗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蒙古族还有一部史诗性的《蒙古秘史》，它是这个狩猎游牧民族的“创世纪”，是他们起源、发生、创始的记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世纪的成功，使这个民族爆发出作为伟大民族的充分自信，从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来源并记录着自己的精神历程。这部《蒙古秘史》12卷（或15卷），282节，因记载蒙古族勃兴初期史料和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而驰名。它吸收远古以降蒙古民间文化精粹，开蒙古书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纪史的经典文献，充满大气磅礴的史诗气息。它以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包容着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亚诸民族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从而以百科全书的方式，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

　　四

　　在历史潜流中，深刻地搅动明清两代思想文化，挑战千古延续的社会体制的，莫过于以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为标志的西学东渐。这是数百年间牵涉着思想文化方方面面的一个异数。2010年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逝世400周年，这是中华民族在严峻的挑战中磨炼、捶打和提升文化生命力的400年。中华民族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虽然中间插入一个清朝康乾盛世，实际上在世界竞争中走了一条W形的曲线而逐渐衰落，终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中全面复兴。400年后的中国，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进行“西学东渐400年祭”的。400年一头连着利玛窦来华，另一头连着上海世博会开幕，构筑起一座巨大的历史拱门，展示了中华民族艰难曲折又可歌可泣的历程，敞开了中华民族元气充沛又鹏程万里的天空。有意思的是，行程中间有一座碑，那是出现在康乾盛世的《四库全书》。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这一历史事件告诉人们，400年变迁的一个关键是中西文化的对撞、互渗、选择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