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文献传说“蜀国”的历史是从“蚕丛”开始的。“蜀王之先王名蚕丛，后代曰柏濩，又次者曰鱼凫(珀)。”传说蚕丛、柏濩、鱼凫这些蜀王皆神仙，“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追问：蜀王蚕丛、柏濩、鱼凫是否真的存在？随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一件件精美的青铜器、金器出土，关于古蜀的历史又添疑问？三星堆王朝从哪里来，又去往何方？它的前世今生是怎样的？

经过考古专家们的不懈努力，继三星堆遗址之后，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等多个惊世发现，犹如证据链将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断连接起来，揭开了扑朔迷离的古蜀王国面纱。从距今4500年左右至秦并巴蜀，成都平原经历了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古蜀大型船棺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这与古蜀国传说的“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大致相当。

三星堆遗址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前世今生慢慢浮出了水面，一条完整的天府文化脉络逐渐被梳理清晰。

宝墩遗址

触摸4500年前成都人的生活

新津县宝墩村距离成都市区约40公里，与散落在成都平原上成百上千的村落一样，春华秋实；西河与铁溪河分别从村子东北、西南面穿过，灌溉着这片沃士。要说宝墩村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在一马平川的旷野中，却突兀地耸起一道道高两三米、宽一二十米的土埂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土埂子就引起了文物部门的关注。1953年，西南博物院一位叫徐鹏章的学者来到宝墩村，在土埂子上找到了些汉砖、陶片，推断其为战国——汉代的古城墙。1984年，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现成都市考古队)又在土埂子上找到了大量汉代砖室墓。

1995年冬天，成都市考古队再次来到宝墩村，在一段叫真武观的土埂子上开挖探沟，结果出土了大量陶片、石斧、石锛、石凿，证实真武观确是人工夯筑成的城墙，不过其年代却比想象中的战国——汉代提前了大约2000年之久。城墙夯筑于4500年前，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龙山时代。

1996年底，一支由成都市考古队、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日本早稻田大学、新津文管所组成的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进驻宝墩，经过数月的调査，认定诸如蚂蟥墩、李埂子、余埂子等土埂子也是城墙遗址，它们围成了一座长1000米、宽600米的古城，面积约60万平方米，这也是成都平原乃至中国西南最大的史前古城。

自1996年以来，几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陆续在成都平原被发现：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崇州紫竹古城、双河古城。2001年，它们与宝墩古城一起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大邑盐店与高山两座古城又相继被发现。

成都平原由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远河出山口后形成的冲积扇连接而成，几座古城都位于河流旁的台地上，环绕古城的城墙也采用与宝墩市墩夜与是游法文化为古城同样的堆筑技术。其中，都江堰芒城面积10万平方米，郫县古城30万平方米，温江鱼凫城约32万平方米，崇州双河古城10余万平方米，紫竹古城20万平方米。八座古城出土的陶器以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罐、喇叭口高领时罐、宽沿盘、浅盘豆为主。综合陶器、城墙，成都平原八座史前古城明显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中又以宝墩古城面积最大、最为典型，由此命名为“宝墩文化”，距今大约4500——37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

大家在惊叹三星堆遗址文物的同时，也发出疑问：三星堆到底来自哪里呢？

其实这个答案隐藏在宝墩文化中。曾经令诸多学者困惑不已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宽沿平底樽、浅盘豆、敛口钵、敞口圈足罐，都是宝墩文化典型陶器，三星堆一期文化其实属于宝墩文化。如果将三星堆文明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恢弘的城垣与奢华的建筑，暗示着宝墩占城已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史前城址，中国学者也称其为“大型中心聚落”。西方学者往往将青铜、城市、文字与祭祀体系视为文明的标志。由于古城尚未发现青铜、文字，宝墩文化似乎还未迈入文明的门槛，不过它却如启明星一般，照亮了文明前夜的成都平原。

三星堆遗址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鸭子河南岸，最早于1929年在燕家院子发现。

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开始了在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

1953年宝成铁路开工以后，冯汉骥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多次到三星堆一带开展考古调查和试掘，不断有新发现。冯汉骥教授当时即推测这里可能是古蜀国的一处中心遗址。

1986年夏，三星堆两大祭祀坑终于石破天惊，惊艳世界。1986年3月，四川省考古所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实习发掘刚刚结束，距实习地点二十米开外砖瓦厂取土过程中两个祭祀坑先后突然现世：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陆续出土，立即在国内外产生轰动。主持发掘“两坑”的两位考古学家“二陈”——陈德安、陈显丹立即为人熟知。

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四川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区域内，新发现6个“祭祀坑”。

2020年9月，三星堆遗址再度启动发掘。

金沙遗址

古蜀文明的第二次发展高峰

21世纪开始的第一年，在地下沉睡了3000年的另一座古蜀都城遗址在成都城西金沙村被发现，数以千计的金器、铜器、玉器、象牙等珍贵文物随之出土。因遗址主要位于成都市区西郊的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的金沙村一带，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金沙遗址”。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成都西郊、南郊一带发现数十处约当商末至西周时期的遗存，考古学家将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十二桥文化”。直到2001年金沙遗址祭祀地点发现后，才弄清楚十二桥文化的中心遗址实际上是在金沙一带。金沙遗址分布范围较广，总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在文化面貌上其与三星堆文化晚期紧密相接，大致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应是三星堆文化的延续。金沙遗址的发现，把成都的都城历史向前推进，继续演绎了古蜀历史的传奇。

在金沙遗址周围10余公里范围内已发现的遗址达数十处，与金沙遗址在年代和文化内涵上相似，具有“空间连续性”和“时间稳定性”。金沙遗址器物发掘出土的文物非常多，仅2001——2002年，出土的重要文物共2000余件，包括金器40余件、玉器900余件、铜器700余件、石器近300件、象牙器和骨器40余件等，主要有金冠带、金面具、太阳神鸟金箔、铜立人、铜牛首、铜戈、玉琮、玉璧、玉璋、玉圭、玉戈、玉凿、玉矛、石跪座人像、石虎、石蛇、石璧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大量陶器等。金沙遗址出土的各类金器、铜器和玉器显示了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文化上有着直接的联系，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件约15厘米的小青铜人，与三星堆大青铜人形态十分相似。“其双手上抬，左右手指皆圈作圆环，似有某种巫术含义，推测为具有宗教权力之上次贵族。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多小巧精致，有一圆形金饰，直径12.5厘米，中心镂空并有十二条漩涡状纹路，象征太阳，四周有四只镂空鸟状图案，显示出了十分精湛的工艺，称为“四鸟绕日金饰”。另一重要金饰是环成直径20厘米的刻有“箭、鱼、鸟、头像”的金冠带，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的图饰基本相同，应是王权与族权的体现，表明了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另外，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有十节玉琮，高约23厘米，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同类器物十分相似，显示成都平原文化与长江下游文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此外，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各类石质人像和动物雕刻像，有虎、蛇、龟、跪人等多种造型，变化多样。石制跪人亦曾在三星堆遗址出土过，两股发辫垂在脑后，双手反绑于背。古蜀文明中心从三星堆向金沙转移，但其文化特点并未消失，前后延续并发展。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相似的城邑规划和明确的功能分区；

金沙出土的很多器物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在样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极为相似；

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轮、神树、青铜鸟等，有着共同的图像主题，反映出共同的信仰和崇拜。

如果说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的第一次发展高峰的话，那么金沙文化则是古蜀文明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古蜀文明中心从三星堆转移到金沙，是中国古代文明连续性发展模式的一个生动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