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一种文化都由曲线前进，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只看历史上各时期之治乱兴衰，便可见其文化进退升沉之大概。主要是在能指出我们的文化在什么情况下上升前进，在什么情况下下沉后退。尤要在能找出其进退升沉的原因何在，我们才有办法要它上升不让它下沉，这是我此讲的主要意义所在。

什么叫“文化”？简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文化是我们“大群集体人生”一总合体，亦可说是此大群集体人生一精神的共业。此一大群集体人生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经济、军事，如文学、艺术，如宗教、教育与道德等皆是。综合此多方面始称做文化。故文化必有一体系，亦可说文化是一个机体。等于人之一身，耳用来听，眼用来看，五官四肢内脏各部各有各的作用，而合成为各人之生命。所以文化是多方面的人生，定要互相配合成为一体，不能各自分开独立，否则便失掉了意义。我们讲文化，应从文化的多方面来了解其总体系，再从其总体系来了解其各部分之意义责任与地位。

如讲经济，衣、食、住、行都包在内，而经济自身也必自成一体，此体则从多方面配合而成。如我身上一对眼睛，也是一个体，而眼睛又从各个细小机件配合而成。一双耳朵也是一个体，也由各个机件配合而成。如果那一机件有问题，便可影响到全体系。经济是一个体，而有经济的各面；政治又是一个体，又有政治的各面。一个大群集体人生中，不能没有经济，没有政治。又要有军事武力。又要把经济、政治、武力，多方配合起来。政治不能单独存在，经济、军事亦然。说到文化之大体系，则不仅包括着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其他各方面，较之这三方面更为重要的。所以我们讲文化，该一层一层分析着讲。

文化的第一层，也是文化之基层，便是上述经济、政治、军事三项。此一基层安定了，才能发展到其他阶层。如文学、艺术已是文化之第二层，即文化之中层，等于树上开了花，必须有根有干才始能开花。由是进到文化之第三层，即文化之上层，乃有宗教信仰。在人以外的天地则更广大了，在人以内之精神则更精微了。同时又会有哲学思想。从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里面发展出人生之道德来。道德和法律不同，法律可由政治来制定，道德则由人生内部经过一层层的展演而到达了其最高阶层。凡此皆由教育来传递，可以无穷传下，而文化始有一极深厚之“传统性”。

以上种种，又须层层配合，这一文化才是一理想的文化、有体系的文化、一机构健全的文化。有些文化体系不能配合各方面。有的宗教发展得很高，而不曾注意到其他阶层，如耶稣说上帝的事由我管，凯撒的事由凯撒管，耶稣所管的事，乃指我们人类死后灵魂上天堂而言，此因当时犹太社会文化发展不健全，政治、经济、军事种种都由罗马凯撒管去了，犹太人自己管不到，因此耶稣也管不到，此乃一种“政教分离”。因此耶教信仰虽高，不能由此演出一套合理想的文化来。到了罗马帝国崩溃，欧洲中古时期的社会几乎全由宗教管理，他们想由此来建立起一个精神罗马帝国，由宗教来统治政治，但此理想未能完成，而政教上屡屡发生大冲突，这依然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局面。政治不能管宗教，宗教也不能管政治，就同人的眼睛与耳朵不能配合，眼睛要看耳朵不去听，耳朵要听眼睛不去看，不能好好配合成一体。到他们文艺复兴时代，又加进了希腊、罗马的古文化。那时西方文化才突飞猛进，但仍管不到宗教，乃有“信教自由”一口号之提出。则那时西方文化各方面还未能好好融成为一体。现代科学兴起，西方世界益见灿烂，但现代科学与宗教信仰也仍有未能融洽之处。由此言之，西方文化直到今天，还是有未能好好融为一体之缺憾。

二

以上说文化是由我们人生多方面慢慢配合而成，而其各种配合则不尽相同。就理论言，则必求此文化大体系中之各部门各方面，都能配合到一恰好处，始得为一健全之文化。又须此文化体系中各部门各方面的人，都能了解此文化，照顾此文化，此一文化始能继续上升不致后退。如一个家，其家中人能人人心中同有此一家，则此一家必会旺盛。如其家中人人心中并无有此一家，则此家必会衰落。任何一社会，或国家民族，亦复如是。若要关心国家民族之较大体，则只有从文化上关心。我说文化乃是一民族大群集体人生之一种精神共业，此一大群集体中多数人的文化意识淡薄，文化精神消失，则此一文化必然会下降与后退。中国古人则称之为道不明，道不行。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好几番衰乱和黑暗时期，如东汉之末，下迄三国乃至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对峙，此为一长时期。唐末五代又是一时期，年代虽不如汉末以后之长，而情形更严重。宋金对峙，下至蒙古入主，又是一时期。明末流寇引起满洲入主，又是一时期。当前之共党夺国，又是一时期。每一时期之堕退与下沉，或从外患到内忧，或从内忧到外患，事非一致。但内忧影响深，外患影响浅。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乃千古通律。每一时期之堕退与下沉，最可见者，必曝露在政治、经济、军事之三方面。但其最先受病处，则或不在此，而在学术思想信仰风俗比较隐微不受注意之一面。如汉末三国时，事非不可为，人才亦辈出，但当时儒学消沉，老庄清谈不足挽此局面，整个民族失却领导而循至于糜烂。唐末五代，骄兵悍卒，长期割据，而佛教与禅学，山林空寂，其势自不足来挽救此时代。蒙古入主而中国社会文化潜力犹在，故未百年而元代即覆灭。明代开国，其时形势则远较宋初为优。满清入关，其时社会文化潜力亦尚旺盛。故明清之际，就整个民族言，亦实无甚大之变动。

中国文化向极注重“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主要重心则在人的“心”。心在万物中为最灵，一人之心可以影响转移到千万人之心。心转则时代亦随而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及其文化理论，最注重者在此。所以各人之正心诚意，成为治国平天下之基本。惟修道必先明道，复兴文化必先知有此文化，了解此文化，故正心诚意又必先之以致知格物。因此历代文化之进退升沉，虽其最显著的迹象必归宿到政治、经济、军事之基层，但求其渊源，最主要的还是在学术思想，信仰风俗，深着于人心内部之一面。

各民族文化体系有不同，故其文化力量之发现与其运使，有的重在外，有的重在内；有的重在上，有的重在下；有的重在大群，有的重在个人。中国文化之主要根基，则安放建立在各别个人之内心。文化力量有结合，有分散。由各个人的扩展而结合成为大群的，是为文化之前进与上升。由大群的萎缩分散而成为个人的，是为文化之后退与下沉。光明变为黯淡，黯淡又变为光明；安定变为动乱，动乱又变为安定；前进之后有后退，后退之后又有前进；上升之后有下沉，下沉之后又会有上升；其机括则在“人之心”，更要乃在每一人之心。

中国人认为经济、军事须由政治来领导，而政治则须由教育来领导，故道统高出于政统，而富强则不甚受重视。故在中国人说，文化之进退升沉，则只是道之进退升沉而已。今人所谓之文化，中国古人则只谓之“道体”。明白到此，则文化之进退升沉，其权其机括，乃在个人身上、个人心中，可以不言而喻。像现在外面资本主义跑来，使我们贫不能自存。外面帝国势力跑来，使我们弱不能自存。依照中国古人想法来谋求对付，也不能单在富国强兵上着想，主要须在整个政治问题上着想。而整个政治问题则主要不在求富强，在富强之上还有一个“道”的问题。若能“善尽吾道”，则谋富谋强以求自存，自亦在道之内，而富强不致成病为害。若仅求富强，则富强亦可成病为害。富强而危亡随之，古今中外不乏先例，中国人则悬此为炯戒。

三

今天我们的问题，乃在我们自己传统文化又正在后退下沉之时，须如何谋求复兴。并不是说中国文化根本要不得，须求彻底改造。若使我们内部自身根本没问题，自己的文化传统正在光明昌盛之际，而外患抵抗不了，这始是自己文化本身不够力量，抵挡不了外面异文化，乃是文化本身有问题，须求根本解决。但事实并不如此。中国文化能抟成这样一个大民族，绵历五千年直到今天，没有另一民族可和我们相比。现在世界上强大国家如英、法，不到中国历史五分之一，美国只有中国历史的二十分之一，苏维埃只有中国历史五十分之一。古代民族如埃及、希腊都不能继续存在。据此可知中国文化之价值。但其价值究在哪里，则有待我们今天自己来发见，来认识。

此刻只就历史外面看，中国史上最伟大时期首先是在春秋战国。春秋时有两百多个国家，到战国只有十几个，到秦代而统一。诸位当知，此乃世界历史上一奇迹，我们不该忽视。若把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和罗马相比，罗马是一个帝国，乃由武力“向外征服”；中国秦汉统一则是文化之“向心凝结”。即论秦始皇，宰相李斯是楚人，大将蒙恬是齐人，其政治组织乃是郡县的统一，不是征服的统一。当时疆土已和后代中国差不多，而没有现代式之交通，又不用庞大军队，此项统治，岂不是一大奇迹。秦汉以后有隋唐，又一度为大一统之盛世。罗马覆亡了，再不能复兴，但汉末三国，唐末五代，两度分裂，仍有宋代继起，中国之为中国者如故。西方自罗马覆亡直到今天，各国林立，再也不能有统一局面。此是中西两方政治上之相异。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应属为农业文化。西方文化则起于都市，乃为一种商业文化。然西方现代都市，乃在中古时期以后，在意大利地中海沿岸，在北欧波罗的海沿岸，逐步兴起。中国都市则远从春秋战国直传到今。如苏州，最先是春秋晚期吴国首都，到今已两千多年。宋代金兀术渡江，苏州一城便杀了五十万人。如广州，秦代立为郡，一向比苏州更繁盛。唐末黄巢作乱，打到广州城，外国蕃商在此被难者有十万人。试问西方历史上，在与中国唐宋时代，能有如苏州广州般城市否？其他如扬州、如洛阳、如成都，中国历史上的大都市，实是数不胜数。政治组织上每一县，同时也即是一商业中心。国内国外商业之庞大繁盛，实是远胜西方。但中国文化到底没有发展成一个商业文化，中国社会也从来不会发展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此是中西双方商业经济上之相异。

提到军事武力，亦值自夸。北方边境之绵长无险，已是国防上一大难题。而汉代之匈奴，唐代之突厥，为中国军队打垮了，跑到西方，依然所向无敌。蒙古武力震铄一世，但蒙古人力征东西，最后始能进入中国。最先被驱逐也是在中国。我认为中国人实具两大天才，一是能打仗，一是善经商。但中国文化不讲富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永不在中国出现，此乃中国文化一特殊最长处。不应反认它是短处。

至于文化演变有前进、有后退；有上升、有下沉，此乃无可避免之事。五胡乱华，先由中国招请他们内迁，这也是一件奇怪事。现代西方只要殖民到外国去，中国汉代却招请胡人移殖到中国来。若不是政治上先发生问题，起了内乱，此项招请，也许可成为历史嘉话。蒙古入中国，在中国文化上自然是一大打击。马可孛罗东来写了一《游记》，当时欧洲人不信他说的是实话，他们认为世界上不会有那么一个国家，那么一个社会。直到最近一百年，中国人碰到了欧洲人，情形就大不同，政治、经济、军事，西方似乎样样比中国强。而且西方也同样有文学、有艺术、有哲学、有宗教。这一次的外患，和从前历史上所遇外患远相异。难怪中国人要失去了他自己民族的自尊和文化之自信。除却学步西方，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我还要说明的，在前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内乱迭起，最后有太平天国。那时政治社会腐化，内忧已深，即使欧洲人不来，中国政治也要垮，社会也要变。坏的是内忧、外患两症并发。最先想练军兴武，继之想变法维新，最后始是孙中山先生起来排满革命，创造中华民国。那时一切都该要变，然而要变则便多牵涉。这里变，那里亦要变。最重要的是教育。

唐以后，一向都用科举考试。教育在社会，考试在政府。由明到清，考试用八股文，社会教育也大受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早在社会教育中有褪色。一旦新教育兴起，学校制度全仿西洋，教育方针亦随着西方走，教育之最后顺序便成为选派留学生出国。最先留学生都学的是法制与军事。又留学生的年龄太轻，对中国自身社会不了解，对中国以往历史无认识，并不知中国当前真需要的在哪里。跑到外国去，三年五年，只在学校里用功，对外国的一切也无真知。一旦回来担当国家社会重任，宜其有扞格。而一时风气已成。没有钱，得不到公费，便到外国去做工，所谓“勤工俭学”，其名甚美，其实更坏。当时所去的是法国，一回来都成共产党。国内学校亦相率外国化，连小学也得学英文，多半时间都化在上面。大家心存爱国，而对民族文化传统全然不知。如一人百病丛生，而不知病在哪里，又不知有何药治，只到海外求奇方去。今天的中国，真是碰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大难。至于共产主义，它本身并不需要学校教育，它有另一套宣传方法。当时中国青年，进了小学，进不得中学。进了中学，进不得大学。进了大学，出不得国去留学。只有一颗爱国心，只知共产主义也是外国货，一经宣传，相率趋之，不可遏止。现在则已是聚九州铁铸成了大错，在无可奈何中，只有找寻文化种子再来好好培植。

四

所谓文化种子，在历史上遇乱世，不是埋藏在下，便是逃避在外。

春秋时代，文化种子埋藏在贵族阶层。孔墨新生机，从下层崛起。此时期为中国文化最有生命力之表现时期。

东汉末，文化种子埋藏在大门第，而不免为老庄清谈所腐蚀。北方经五胡骚乱，文化种子逃避到边区，如辽东，如西凉。

唐末五代，文化种子或则逃避至十国、如蜀、如唐、如闽、如吴越，多数都埋藏在山林寺庙与书院中。直到宋兴六七十年后，始有起色。

元末埋藏在社会下层，当时南方经济好，书籍流传易，故文化种子得到处留存。

满清入主，文化种子埋藏在社会各阶层者，亦深亦厚。故元清两代情形，较之五胡北朝、唐末五代时较好。

当前中共，最大危机在文化种子无地埋藏。期求文化复兴，只有望之逃亡在外者。在台湾、在美国、在欧西、在南洋各地，此为中国此下文化复兴惟一可望所在。只要在此各地，有人对民族有自尊心，对文化有自信心，文化复兴机缘已熟，正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即在大陆，我们不要以为中华文化已经被毁灭了。中国文化是毁灭不了的。古人说：

人穷则反本。

又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大陆今天激变随时可起。那时外呼内应，易如反掌。我们在此时机提出“文化复兴”一口号，正是国内外人人所共同想望，共同盼切的。事在人为，顾亭林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可改为“文化兴衰，匹夫有责”。待我们大家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