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文化源远流长，历经沉浮，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也在其演变发展中得以体现。作为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敦煌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议题。新媒体时代，敦煌文化的价值及其在当下的传播与发展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
自古以来，敦煌环境艰苦，人口与中原相比较少。西汉时期敦煌的人口为38335人，东汉时期则为29170人，皆不及与其毗邻的酒泉［1］。地处西北边陲的敦煌人口稀少、物资匮乏，却创造出了极具大漠特色的璀璨文化，实属不易。
受地理位置的庇护，敦煌文化保留着完整性，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动荡。因为阳关、玉门关是军事要地，是丝绸之路上大汉帝国的海关，所以位于中西要道的敦煌，商业往来频繁，文化在此地不断交融。丝路的开通为敦煌奠定了国际都市的地位，为多元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温床。敦煌文化传承至今，具有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在保留传统的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外界养分，从而实现融合与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敦煌文化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融会贯通。敦煌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道根儒茎佛叶花”，其来源之一即为中原地区的儒释道之说；其二则是西域各国的异域文化及民风民俗。早期敦煌彩塑带有明显的印度马土腊风格，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受古希腊、古罗马影响的犍陀罗艺术也熔铸于雕塑中。克孜尔石窟212窟有古叙利亚画工鲁玛卡玛的留名，记载了叙利亚画家前往龟兹进行佛教艺术创作的事迹，证实了古代工匠的流动性，亦体现了敦煌文化的包容性。敦煌文化绝非不同文化的强行糅合，而是不同文化的有机统一，“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文化其因融而通，因通而盛，因盛而大［2］。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文化曾盛极一时，亦有明珠蒙尘的暗黑岁月，虽偏居一隅，但至今熠熠生辉，漫漫荒沙中尽是明月入怀般的气魄。
第二，向善入世。文化的产生是对美好事物的寄托和想象，哥特文学被世人诟病的原因就是其过多关注死亡等暗黑元素。与之相反，经历千年沉浮，目睹杀戮掠夺，承受贫穷困苦的敦煌，其文化仍旧保持着虔诚向善的总基调，可谓难能可贵。莫高窟259窟的北魏释迦禅定像，造型古朴凝重，佛像嘴角显露笑容，展露出慈爱和超脱的气韵，以行写神，人们可从壁画雕塑中悟事理。敦煌文化并非一味超凡脱尘，其间也体现着人性的现实。通过壁画讲述九色鹿和共命鸟的故事，用寓言故事教会人们处世之道，告诉人们要把握现世幸福，而不要一味沉浸在对轮回来世的虚幻憧憬中。敦煌遗书中的酒文献和敦煌壁画中的酿酒、饮酒图，也体现出了敦煌文化所蕴含的实践精神。洞窟外是荒无人烟、寸草难生的戈壁大漠，洞窟内是色彩艳丽且基调轻快地雕琢壁画，引导着人们不弃善、不厌世。
第三，匠人匠心。择一事，终一生，外界的烟火气、嘈杂声永不会扰乱匠人内心的平静，他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真。木板用作雕像骨架前，敦煌匠人手握毛笔，一笔一画写下繁体经文，雕塑是匠人的生计，亦是虔诚的信仰，容不得一丝差错和半分亵渎。敦煌的砾岩崖壁不适合作画，匠人就先刷一层麦草泥层，覆上谷糠泥层，继而再添麻泥层、白灰皮，最后才上壁画层。壁画上的每一处线条都恰得其分，每一种色调都经过精心调制。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一辈子扎根于浩荡沙海中，独立于社会功利之外，恭默守静而求索。当海路取代陆路，当船队淘汰驼队，当敦煌文化退出历史舞台，淹没在黄沙中时，毅然坚守的仍是匠人。古往今来，他们是敦煌文化的缔造者，也是传承人。
不同于传统纸媒，以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以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为载体的新媒体，实现了数字化传播的新变革。科技的发展创造了便捷的社会，信息的传递开始超越时空的限制，信息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促进了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互动，亦开启了全民创造的时代。
敦煌研究院联合人民日报、腾讯于2020年2月推出了“云游敦煌”微信小程序，让受疫情影响的人们在家也能享受“云展览”。无论是春节前推出的“大盛敦煌艺术大展”沉浸式展览，还是“数字供养人”计划、与王者荣耀团队合作打造的“遇见飞天”角色皮肤等，都是数字化时代敦煌文化不断寻找连接现代生活的创意与可能的努力［3］。赵声良表示，线上展览能够加快信息传播，打破时空局限，从而降低参观成本。线上和线下两个通道，对于整个展览来说，可以使信息发布范围变广、内容传递加深、互动形式增多、展览效果更好［3］。
首先，在新媒体环境中，敦煌文化覆盖面变广、受众增多，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不同年龄层的人群。同时，通过数据收集，根据用户的喜好进行精准投放，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播。其次，受众之间的互动性增强。在新媒体环境中，各地网友可以线上分享亲身经历或个人感悟，从而与他人互动交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分享和互动使人们收获双倍快乐［4］。最后，敦煌文化更加人性化。“视频+文字+图片”的全方位解读改变了图文相结合的传统模式，刺激了受众的感官，加深了用户对敦煌文化的印象［5］。从单一的线下参观，到线上的音频讲解和跃动的数字壁画，敦煌文化不再因厚重的历史覆盖而显得严肃晦涩，反而十分生动活泼。
然而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它在为文化传播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得益于新兴媒介，敦煌文化的传播面不断拓宽，但文化传播的深度却受到了质疑。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充斥日常生活，导致了“信息饥渴”现象的出现，除学习工作外，人们对信息的选择趋向娱乐性。虽然敦煌研究院试图通过线上“云展览”，宣传全新的敦煌文化，可是受众的反应并不热情，人们常常因一时好奇选择关注，时间一长，好奇心消散后，便很容易忘却敦煌文化，只把线上“云展览”当作暂时的娱乐调节活动。与王者荣耀团队合作推出的新皮肤，或许在玩家看来，重要的也不是敦煌文化本身，而是其带来的游戏体验感。点到即止不是文化传承的长久之道，如果披上科技的外衣，却只能“吹皱一池春水”，泛起微不可见的涟漪，只在意广度而忽视深度，使人文精神的内涵流失，那传播的结果就是令人失望的。此外，敦煌文化的现代包装也不一定会被大众接纳，即使最大化地贴合不同年龄的人群，但幼儿和老人不能熟练操控新媒体设备，青壮年大多把业余时间用在娱乐信息上，也使得文化传播受阻。此外，由于新媒体的盲目性、自发性，标题党大量崛起、假新闻四处散布，也对文化传播造成了负面影响。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作为一个博物馆，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文化资源真正地融入人们的生活。”［6］文创产品就是依托传统文化而兴起的产品，文创品牌常常用生活中的小物件重现传统美，并实现与现代美的结合。故宫博物院与美妆、服饰、文具等品牌跨领域合作，因产品造型精美、款式众多、价格亲民，赢得了受众的青睐。故宫博物院也由此成为了国风爱好者的乐土。敦煌文化博大精深，值得深挖的亮点众多，但敦煌文创的风格却略显呆板僵硬，呈现形式较少，内容单一，原创设计性弱于大多国内博物馆的衍生产品。因为缺乏原创性和设计感，加上宣传力度不够，所以敦煌文创产品的吸引力较低。可以考虑借鉴故宫博物院的成功经验，加大敦煌文创的营销力度，号召更多的敦煌文化爱好者加入创作队伍，为设计贡献巧思，打造敦煌文创品牌，实现品牌效应。
日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采用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模式，即号召全民参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以市场效益为推手，提高全民的参与感与融入度。当下，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风靡市场，敦煌研究院不妨考虑与之合作，发起全民有奖参与的话题活动。用户可以选取不同壁画背景作为故事线索，制作敦煌系列贴纸和特效，采用短视频形式讲述壁画内容，云游千年丝绸之路。敦煌“云动画”可以选择某一段代表性的舞蹈和音乐，制成模板，并号召用户加入创作队伍，上传自己的创意版本，从而加深用户对敦煌文化的理解。政府对文化传播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以市场利益为导向推动文化传播。对于不受约束的一般民众，则以娱乐互动形式吸引他们亲身参与活动并深入了解敦煌文化，既可增添文化传承的趣味性，又能拓宽其传播渠道。
敦煌文化的传承不能仅靠老一辈人的努力，新生代的学生也需要了解并自发地加入保护行列。现代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但弘扬敦煌雕塑、壁画文化，不应该只是美院学生的重任，所有学子都应参与其中。敦煌研究院可以加强与高校的合作，让敦煌文化走进校园，让非专业学生在辅修或选修课上，进一步了解敦煌文化的历史脉络，进而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实现通识教育的愿景。除此之外，也可以结合慕课等平台在网上免费授课，讲述敦煌的传奇历史；同时与公益组织合作，在线上对敦煌文化进行“云调研”，并加大敦煌文教APP的研发力度，使全民共享优秀的文化资源。
敦煌文化是历史遗珠，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环境中，敦煌文化应借助科技的手段，规避风险，实现创新。以多元形式传播和发展敦煌文化是当务之急。推动现代化进程并不代表要摒弃传统文化，主动了解敦煌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继承并弘扬传统文化，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