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学界振奋之余，也面临一个自己长期争论、公众万分关切、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的高级政治—文化体的出现与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什么关系？甚至发问：良渚文化是不是中国文明？
大一统“怪圈”的错误认识
这样的疑惑源于对中国文明形成的错误理解，苏秉琦先生将这种认知称作大一统“怪圈”。
第一个错误是：“黄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或认为中国史前文化的演进一直是在先进的中原地区的引领下完成的，这样的引领推动了各地区的一体化，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或认为中原地区因地处“花心”一样的核心地理位置，“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率先形成达到“早期国家”级别的政治—文化体，被“花瓣”一样的周边地区尊奉、也尊称为“中国”。此“最早的中国”呼声最高的竞争者包括夏王朝对应的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以及与古史记载的尧的统治中心相符的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良渚文化处于被引领的地位，未得花心之正位，属于周边花瓣之一，不能作为中国文明的代表。
更有学者将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解读成与以前各地区文化发展没有密切关系，是“断裂”式地横空出世，是“西风”劲吹、“青铜文明”传入的结果，中国文明形成因此呈现出“无边落木萧萧下”“我花开后百花杀”和“月明星稀”的画面。也就是说，距今约3800年的二里头文化定鼎中原之前，很难说中国文明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的地位更是可以忽略。
第二个错误认知是中国早期文明重王权和军权而排斥神权。
依据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西坡遗址和墓地的重要发现，有学者总结出“仰韶古国”的发展模式是“军权、王权结合的基础上突出王权”，具有“稳定内敛、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等“令人仰慕”和“足以服人”优良品质。这样的社会发展道路更加务实，通过祖先崇拜维系的社会群体也更加稳定，持续发展，成为三代文明之开端，此后数千年绵延不断。
与此相反，红山社会独重神权，良渚社会虽然王权、军权和神权并重但仍以神权为主，两者均属于“神权高于一切”的模式，“无所节制地将社会财富大量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活动上，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同时“掌握神权的巫师，不是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管理国家，而是靠向神致祭、同神对话秉承神的意志和个人想象来实现领导”，这导致此模式的必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