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村胡彦贵湾的鄂王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湖北省简称“鄂”的文化源头，鄂州地名来历溯源于此。关于鄂王城文化渊源，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鄂王城地名有着如此非同寻常的意义，考证其历史文化与地名来历是十分必要的。
晋鄂、西鄂与东鄂 夏商周时代，鄂为部落、方国。上古时期，鳄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以捕鳄为生，且以鳄为图腾的部落，便以鳄为部落名称。分别位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鄂部落是否同一祖源，史无明确记载。
商代，鄂国在山西。《史记·殷本纪》记载：黄帝的姞姓子孙封在鄂国，为侯爵，位于今山西乡宁县。《隋书·地理志》、唐李泰《括地志》、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历代文献分别记载了昌宁（今乡宁）之鄂城、鄂山、鄂谷、鄂水。商末，“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醢，剁成肉酱的酷刑）。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脯，做成肉干）。西伯昌闻之，窃叹。”由此可见商代“三公”位尊有德，关系密切。鄂候因刚直不阿而遭厄运，西伯姬昌闻之“窃叹”，结果被崇侯虎告发，因此被囚禁羑里。幸亏他的手下“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他才得以逃脱牢笼。西伯昌归国后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到他儿子周武王时灭了殷商，建立周朝。
周代，或因“三公”世交及鄂助周伐商故，鄂续封侯国。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改国名为“晋”，晋据鄂国封地建都。《史记索隐》：“晋初封于唐，故称晋唐叔虞也。且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今乡宁）是也”，《世本》：“唐虞侯居鄂”。位于山西乡宁的鄂邑，史称“鄂侯故垒”和“晋鄂”。大约是因为周王部署汉阳诸姬以制蛮夷的战略安排，鄂国南迁于湖北随州，后徙河南南阳一带，史称“西鄂”。随州安居羊子山出土大批西周早期噩侯及其家族的墓葬群，南阳夏饷铺出土大批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侯及其家族墓葬群。《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邓州隶属南阳。
位于湖北省东南部的鄂地，史称“东鄂”。《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鄂，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是也。”相传大冶鄂王城遗址为楚熊渠伐庸、杨越所至之鄂地与鄂王熊挚红的封地之城。姑且搁议熊渠所至之鄂地望与鄂王城遗址历史，先探“东鄂”族望。夏商周时期，本地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主要为杨越文化，没有任何与“西鄂”相类的鄂文物发现，只能说明本地鄂人乃是杨越族群的一个部落，鄂人是多祖源的。殷虚甲骨文小辞：“口卜贞，旨雀，噩在南。”长江古多鳄，梁子湖地区江湖相连，盛产扬子鳄，鳄鱼皮是古代制作“鼍鼓”、“皮筏”的重要材料。杨越族群中以捕鳄为业的部落应运而生，故以其驻地称之为“鄂地”或“鄂部”。战国时期，楚国东渐，“鄂地”成为楚国鄂君封邑，始称“鄂邑”。汉武帝之姊被封为鄂邑盖长公主，其封地即此。“西鄂东迁”及祖源鄂国之说，查无史据，考无文物。
熊渠所至之鄂与中子红封地 《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史记》中没有明确熊渠所至之“鄂”与熊挚红“鄂王”封地的具体地理方位，以致后世有即“东鄂”与“西鄂东迁”之说。
弄清熊渠所至及熊挚红封地之鄂，当先了解熊渠出兵路线与鄂国历史。楚国时为周封公、候、伯、子、男爵位之子爵，封地面积不足五十里，居位于今河南南阳淅水县一带的丹阳。庸为侯国，位于今湖北竹山一带，在丹阳西南部。杨越族群无君，散居于江汉平原及鄂东南地区。随州、南阳等地，皆曾为鄂侯国封地。熊渠自丹阳出兵先伐庸国，次征杨越当在江汉平原地区，所至之鄂应是西鄂故地随州，熊挚红的鄂王封地亦在随州，三地俱近丹阳。而东鄂远在长江以南，间有“汉阳诸姬”领地，楚国当时是不可能劳师远征至这里的。 周厉王时，鄂国方被“勿遗寿幼”而灭国，而熊渠出征至于鄂却是在此前的周夷王时，鄂国尚为侯国，都南阳。由此亦可见，位于湖北东南部的杨越之鄂并非是鄂国遗族。有人说，鄂国先前为掠取大冶青铜资源而远征至湖北东南部，建立东鄂，这不过是毫无根据的历史猜想。西鄂先居随州，后徙南阳，是回迁近周，扼据南下北上、西进东出的军事要冲，从而奠定了叛周的政治基础与军事实力，以致招来灭国之祸。正是因周厉王灭鄂，熊渠畏惧，去王号。
大冶金牛鄂王城遗址 位于大冶市金牛镇的鄂王城遗址，依岗毗地形而建，东西长约500米，西北宽约400米，城垣总长为1530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现存城垣基脚宽约20米，顶宽约10米。残存最高处4.5米左右，城垣为土筑，系红褐土夹黄斑土夯筑而成。西北、东北、东南城垣拐角处均为高台。城垣东城门有大小两座，大东门宽约15米，小东门宽约4米。城垣外有护城河环绕，并与高河港相连。高河港由南向北，可直达梁子湖，通往长江。城址南部高台地遗存有大量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遗物。先后出土了楚国的金币“陈爰”，嵌金乌纹戈及石斧和大量生活陶器皿等。
根据鄂王城为战国中晚期城址及其建筑规模、鄂君启节等相关文物与《越人歌》分析，当是战国时期鄂君子晰与鄂君启的封君之城，并非是春秋早期的熊挚红封地鄂王城。大冶地区是青铜矿冶之都，高港河达湖通江，楚国在这里建城封君，将之作为输出青铜矿冶产品的重要集散地之一，以加强对于青铜这一战略资源的管理。西汉，鄂邑盖长公主封地于此，亦应为同一战略目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灭楚，废封邑置鄂县。此后，这里曾作为鄂县县治驻地。 鄂王城地名来历与湖北简称“鄂” 鄂王城之称，来历悠久，只是皆为后世所说。《湖北通志·名胜志》引晋乐资《九州记》云：“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马迹乡。”王国维《水经注校》引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云：“旧樊楚也，《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之名某者为鄂王。”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鄂王城在西北（东南）百八十里。楚王熊渠封中子红于鄂，僭称王居此城，九州记曰今武昌是也，九州记略，今鄂人事鄂王神即遗像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史记熊渠当周夷王时，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又封中子红为鄂王，……秦置鄂县，汉因之。”近代学者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一文，依据武昌太平湖出土“夜雨楚公钟”及《史记·楚世家》中关于楚熊渠伐庸、杨越，至于鄂，封中子红为鄂王的相关记载，认为楚鄂王封地于此。此说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
上述诸论，主要依据是《史记·楚世家》中关于熊渠伐庸、杨越，至于鄂，及其封中子红为鄂王的相关记载。尽管以此论断鄂王封邑之城的依据不足，但是“鄂王城遗址”作为楚国封君之城却是有文物和文献为凭的。后人根据王城说世代相传，鄂王城因之成为俗定约成的地名。自杨越族群鄂部落与楚国鄂君封地肇始，鄂地、鄂邑、鄂县、鄂州，直至湖北简称“鄂”，“鄂”字作为地名沿袭演变数千年，承载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鄂王城亦堪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汉、南朝置鄂县。隋开皇九年（589年），并鄂县、西陵入武昌县，改郢州为鄂州，州治夏口即今武昌，鄂地名始西移。历唐代、宋代、元代，鄂州地名延续未变。民国时期，置鄂城县。新中国成立后，沿置鄂城县，1983年升格为湖北省辖鄂州市。正是由于“鄂”传统地名具有悠久的历史，历史上的鄂州治所与今湖北省会驻地皆在武昌，故以“鄂”地名作为湖北省的简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