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故事也有茶，你愿意坐下来听吗？
这里将为你讲述
惠州5000多年的文明史，
2000多年的建置史和近千年的建城史。
这些历史故事，
每一个惠州人都值得铭记！
你将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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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文物佐证在四五千年前，就已有人类在惠州地区活动？这些遗址居然就在我们的身边！2神秘古国——缚娄国，它就在博罗县北部，这是真的吗？我们一起揭开缚娄古国的神秘面纱！3惠州，这个城市名字是什么时候启用的？它又有着怎样的渊源？4清政府时期，海禁政策给惠州带来怎样的创伤？5惠州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这么多的革命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
回望漫漫的历史长河，勤劳聪慧的惠州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成就。惠州的起落沉浮、兴衰悲喜，无不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无不打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印记。
壹
「贝丘遗址见证古老东江文明」
探寻惠州历史的源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探寻人类在惠州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轨迹。
根据考古发现，至迟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在惠州地区活动。
考古是破解历史密码的重要手段，而文物是拨开历史迷雾的唯一铁证。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惠州地区就迎来了一个名字叫麦兆良的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考古学家。在1938-1940年间，麦兆良在粤东的惠阳、揭阳、潮安、饶平、五华、龙川、梅县、大埔等县以及福建诸县进行考古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写成《南中国的考古》论文。论文将惠州纳入“韩珠区域”，并认为原属惠州府管辖的海丰是这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地方，有着新石器早期特征的“北沙坑文化”，从而推翻了当时西方认为中国南部没有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的结论。
根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民们就已经在惠州境内的东江流域繁衍生息，创造了惠州的远古文明。而在惠州地区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存中，贝丘遗址最值得注意。据《南粤文物考古集》，目前发现博罗县有9处、惠城区有2处河岸型贝丘遗址，全部分布在东江两岸。
△位于博罗县城东江边的葫芦岭贝丘遗址。
惠州贝丘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观察惠州先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地下物证。例如博罗葫芦岭遗址，濒临东江，从岭顶到岭脚被厚厚一层灰白色沙蚬螺蚌类贝壳所覆盖，成了当地农民烧制壳灰的“天然资源”。单在1954年合作化时期就被社员挖取了数万斤，其存量之巨当可想见，显示了生活在那里的先民部落规模颇大。
除了贝丘之外，惠州还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磨制石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两个显著标志。丰富多样的地下文物证明：惠州远古时期的先民们也和中原人一样，创造和发展着属于自己的社会文明——东江文明。在文化形态上，它具有明显的流域性特点，是珠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支。
贰
「揭开缚娄古国神秘面纱」
△2000年，被发现的300多座古墓群。
2000年，在惠州市郊横岭山发现了一处从西周至战国时期的300多座古墓群，震惊考古界，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发掘不到三分之一古墓群里所出土的大量精美陶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与在古墓群附近先后发掘的银岗窑场、梅花墩等多处遗址，赫然印证着一个先秦古国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在横岭山出土的青铜鼎。
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使人们不禁想起了史籍中记载过的神秘古国———“缚娄”。
据《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杨汉之过，百越之际，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晋人王嘉所著《遗拾记》亦有记载：“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国（与“缚娄”音近，指义实一）”。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的战国楚越地图上也详细标明在博罗县北部有缚娄国。
若从公元前约1000年 （周成王七年）算起，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秦军平定岭南止，缚娄古国历经了近千年的时间。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缚娄古国为东江流域熏染上了厚重的文明基色。
叁
「博罗古县开启惠州建置史」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为了实现“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的大中国宏图伟业，发五十万大军略取岭南。其中赵佗率秦军进入东江，指挥平定东江之役，因遇到缚娄古国土著人的强烈抵抗，屯兵梁化，等待援军，最后镇压了东江两岸土著人的抵抗。
根据这个历史过程，可以说缚娄古国是被赵佗所灭。有专家认为，横岭山先秦古墓群“由于所有墓葬都齐刷刷朝东排列，有可能是当年与秦军作战阵亡士兵的墓葬”。
秦始皇帝三十三年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包括“缚缕国”的百越地区已纳入南海郡管辖。在岭南，秦王朝也像中原一样实行 “书同文”、“车同轨”等文化统一政策，从政治、经济及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推进民族的文化融合。就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江文明”在历史迷雾中消亡了。
秦朝在岭南设立郡县，未及八年而亡。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赵佗拥兵自立，建立半独立状态的南越国。南越国传至五世，宰相吕嘉谋反，杀汉使、南越王及王太后。为此，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1年）命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三路大军渡岭，咸会番禺平乱。越年吕嘉被诛，遂分南越国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个郡。南海郡从原来番禺、龙川、揭阳三个县分为番禺、四会、中宿、龙川、揭阳、博罗六个县，其中博罗县址在今惠州城区以东约三十公里的梁化。从此“博罗”之名出现在中国的郡县行列中。
肆
「隋唐置循州府奠定惠州中心地位」
秦汉以后，惠州就已成为朝廷辖制岭南的重要据点。进入隋代，惠州便一直是历朝郡、州、路、府的治所，成为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隋开皇十一年（591）置循州总管府于梌山（今惠城区中山公园）后，惠州跨入了实质性的开发阶段。
循州总管府领潮、循两州，其中循州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新丰、兴宁六县。隋开皇十四年（594），以齐州刺使樊子盖为循州总管府总管。樊子盖任循州总管十年，政绩卓著。据《隋书·樊子盖传》记述，隋炀帝诏樊子盖返朝时，曾下谕褒奖他：“子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自剖符西服，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得所。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贪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从隋炀帝的褒词来看，樊子盖不但是一位能臣，而且还是一位清官。
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废州为郡，其中废循州，置龙川郡，郡治仍在惠州梌山，首任龙川郡太守为柳旦。据《隋书》记载：“（柳旦）大业初拜龙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击。旦为开设学校，大变其风，帝闻而善之。”这是一则惠州办学的最早记载。自此之后，唐宋两代开始有大批朝廷命官和贬官踏足惠州，兴文助教，开始了儒家文化在惠州传播的新篇章。
在唐代科举制度的刺激下，惠州的儒家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加上众多贬官的到来，促进了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至晚唐，惠州先后培育出韦昌明、郑隐及张昭远三位进士，实现了科举历史上零的突破，也显见此时惠州儒学教育水平已有了令人瞩目的提升。
伍
「宋代惠州异军突起声名远扬」
南汉乾亨元年（917），循州析置祯州。宋天禧四年（1020），为避太子赵祯讳，祯州改称为惠州，沿用至今。随着唐宋时期惠州地区行政秩序的确立，惠州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多，与中原文化的不断交融，惠州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得以迅速发展，至宋代，已“此邦文物不下他州”，成为岭南名郡。
两宋时期无疑是惠州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惠州历史上一个重大关节点。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得惠州的生产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手工业领域的制瓷业的异军突起。位于今天市区的北宋东平窑址是北宋时期的广东三大民窑之一，惠州瓷器从东江远销东南亚等地，同时期，惠州阜民钱监的铸币规模雄居全国第二。
制盐、铸钱、烧造陶瓷诸业的兴旺，促进了惠州水上运输业的发展。东江是粤东黄金水道，惠州处东江中段，又是东江和西支江交汇的地方，上至河源老隆，淡水龙岗，下达东莞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区位优势无可替代，各地商品集散于兹，水道一片繁忙。
另一方面，惠州文化的发展步伐在宋以前较缓慢，至宋代后发生了明显的改观。北宋时由于陈尧佐、陈偁等历代贤太守的励精图治，以及苏轼、唐庚、陈鹏飞等谪宦的到来，开辟了惠州士风的草昧，并濡染了一批优秀的惠州文化人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携季子过及侍妾王朝云抵惠，寓居惠州两年零七个月，写下了587首诗词和散文、序跋，题咏惠州风物，惠州由此声名远扬，饮誉四海。
△清代白鹤峰东坡祠里的《宋苏文忠公惠州画像》。
至南宋时，惠州的文化终于别开生面，人文蔚起。惠州历史上第一个“省元”（宋代礼部试贡士第一名）张宋卿、三朝宰相留正等，都颇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席。在宗教文化领域，惠州因有罗浮山这样的宝贵优势资源，从葛洪到南宗四祖陈楠，自晋以来就一直是岭南道教文化中心。惠州还是古代广东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的州县之一，丰湖书院堪称宋代广东四大书院之一。
南宋末年，惠州区域的生存环境逐渐出现较大的变化，地域社会在各方面都面临严峻的挑战，社会运行的复杂因素大为加剧。宋元鼎革时期，惠州成为文天祥抗元的最后根据地，惠州的军事和国防作用变得更加突出。
至元代，首创行省制，政区设置为省、路、府（州）县四级制。元至元十六年（1279），惠州改为惠州路。
陆
「明清惠州人文鼎盛人才辈出」
明清时期，惠州路改为惠州府。明洪武二年（1369），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兴宁、长乐等7县。此后惠州府的行政区划多有调整，至崇祯六年（1633），惠州府共领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兴宁、长乐、和平、永安、长宁、连平州共十县一州。明崇祯年间惠州行政管辖范围，是共和国成立之前最宽广的时期。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惠州府志》刊载的“惠州府境总图”。
惠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城市功能日益凸显。洪武三年（1370），惠州知府万迪率军民扩筑惠州府城。惠州府城墙三面临水，固若金汤，在明代已有天堑之誉。洪武中期，为抵御外侵，在平海建造城池，设立守御千户所，隶属惠州卫，平海成为海防军事重镇。明代惠州府衙门前建有石牌坊，两边分别书有“岭东雄郡，梁化旧邦”八字，昭示着惠州的粤东门户地位。
惠州的人文精神，经历了千年各种文化熏陶，至明代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盛世景象。在此期间惠州人进入仕途后，在朝廷多铁面御史，在地方多清廉知县，至国家危难或社稷倾覆之际，则又多慷慨赴义、以身殉国的节烈之士，特别是晚明涌现出“三尚书”、“四御史”、“湖上五先生”等优秀人才。可以说，明代是“名卿迭起，忠孝之臣，才节之士，后先相望”的朝代。
清代是惠州向近代社会演进的重要历史阶段。清代惠州的政治社会呈现为两头严峻、中间稳定的基本格局。清初，惠州是全国抗清的最后战场之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对惠州社会造成了沉重的战争创伤。为对付抗清将领郑成功，清政府对广东沿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惠州百姓深受荼毒。屈大均曾叹曰：“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进入康熙以来，惠州的社会才逐渐稳定下来，清政府宣布废止禁海规定之后，惠州才出现了一个多世纪较为太平繁荣的局面。
清代中叶，惠州各地的市镇得到快速发展，交易商品繁多。罗浮山作为天然中草药宝库，以药市闻名于世，为清代“粤中四市”之一。惠州又有扼守东江黄金水道之地利，境内东江、西枝江穿城而过，汇流珠江，通达海外。长期以来的水运便利、商埠繁盛、人竞交集，成就了惠州作为东江流域商品集散地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自王煐、伊秉绶先后重建丰湖书院，邓承修创建崇雅书院，惠州文化得到复苏与发展，乡村教育和客家文化勃兴，人才辈出，相望若林。欧榘甲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对封建帝制做出了系统而尖锐的批评，并积极倡导自由民主革命学说。至清末，江逢辰、李绮青、杨寿昌、罗国瑞等，在文学、经学、科学等各个领域均卓有建树。
柒
「惠州是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
进入近代，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盛世的美梦。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规定惠州为通商口岸，惠州被迫向世界开放。外国的火水、火柴、洋布、西药、食品等经香港大量涌进惠州，客观上使惠州商业日益繁荣壮大。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源源不断地涌入，也促使惠州文化在吸纳中进一步向近代转型。
为了弥补思想观念落后的差距，惠州士子也从未放弃努力，努力走出国门看世界。从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后来成为中国铁路建设先驱人物的罗国瑞，到投身留学日本高潮的陈廷泰、李植生、杨高臣等，无不体现出思想上的忧患意识，自觉承受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担当。比如1900年被清廷选派官费留学日本的杨高臣，从日本学成针织生产和机械修理的全套技术，回国后自己制造出广州首批手摇织袜机，冠名为震东牌，对早期广东民族工业的艰难起步作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的惠州历史，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惠州解放，虽然不过37年的时间，但惠州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却十分重要。惠州是一座革命的城市，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鸦片战争后，惠州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孙中山先生和民主革命先驱们在此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的十次反清武装起义中，三洲田起义和七女湖起义都发生在惠州。
1923年，惠州地区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1927年11月11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建立，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区级苏维埃政权之一，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2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惠州是革命军两次东征的主战场，周恩来、叶剑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惠州大地上留下了生活和战斗的足迹。1927年，南昌起义军一部到达高潭中洞整编，建立了中共军队历史上最早的兵工厂、军装厂、红军医院和印刷厂，高潭成为著名的早期革命根据地。1938年，侵华日军由惠州大亚湾登陆，进而占领广州。惠州人民不畏强暴，奋起还击，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惠州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其后与东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组建了威震华南的东江纵队，惠州成为全国十五个抗日根据地和敌后三大战场之一，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的革命史诗。
△东征军黄埔军校将士在强大炮火支持下激战30小时，前赴后继冲过北门五眼桥窄长地带，以阵亡200多人的代价，最终攻陷惠州城，结束惠州自建城以来未曾一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