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上海本是松江府属一县，一直浸润、成长在江南文化之中。近代上海移民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近代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欧美文化的某些因素，经由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的集聚、熔铸、升华而成的都市文化。上海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关系，一如树木之于土壤。
一、江南文化的六大特点
六朝以后的江南，特别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方面，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其一，民性聪慧、灵活而刚毅、坚韧
江南气候温润，山川秀美，水域众多，河渠纵横，人民钟灵毓秀，聪慧灵活。六朝以后，中国北方人口持续南移，人民治理水患的能力大为增强，江南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利用，逐渐成为全中国经济重心。江南文人作品，包括诗词、文章、书画，每每表现出秀丽、婉约、轻灵、善变等特点，与齐鲁的儒雅、敦厚，燕赵的刚直、豪爽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在长期与江河湖海搏风击浪的斗争中，江南人养成勇敢、强毅、坚韧的品性。
其二，崇文尚贤，重视教育
江南自然禀赋卓越，其地人民谋生较易，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便特别重视精神生活，重视文化。东晋以后江南士族多以文才相尚。唐宋以降，崇文重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江南寺庙林立，宗教文化昌盛，是江南人重视精神生活的突出表现。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科举考试中，江南人成绩最为优秀，状元、榜眼等多出于这一地域。
其三，重视实践理性，发展商品经济
宋代以后，棉、丝、盐、茶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比例。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人口密度高，不同区域自然禀赋有所不同，形成了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充分市场化的经济结构，已有粮食、棉花与蚕桑产区的专业分工。粮食产区面积最广，涉及苏、松、杭、嘉、湖、常、镇七府，棉花产区以松江为主，蚕桑产区以湖州为主。蚕桑区的中心是苏、湖、嘉兴、杭州四府交接地区，尤以湖州的乌程、德清、嘉兴的桐乡、石门和苏州的吴江等地最为发达。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士大夫多兼农桑之业，亦农亦商、士商一家的情况相当普遍，商贾地位不断提高。
其四，重视实学，分工细密
重视实践理性的同时，必然重视实学。在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之学方面，明清两代江南学者都相当突出。明代东林党人的那副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江南读书人关心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
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学方面，江南学者成就很高。晚明时期，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天文、数学、地理等方面，中国兴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潮，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这三人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徐是上海人，杨、李是杭州人。他们没有因为那些学问来自西方，就漠视、轻视甚至仇视，而是认真分析，虚心学习，意志坚定。
江南学者重视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注重到社会现实中作调查研究，从调查中获取、验证、修正知识。在这方面，徐霞客、顾炎武与顾祖禹最为突出。徐霞客历时三十多年，不畏艰辛，不顾危险，到全国各地旅行考察，留下极其丰富的实地考察资料。顾炎武之治学，有一半时间在各地考察、观察。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等名著，都是一边考察一边修改出来的。
其五，注重物质生活，讲究物质享受
与经济发达相伴而来的，是江南人讲究物质生活。唐宋以后，江南人就相当讲究物质生活。明清江南人讲究排场，追求新奇，已是普遍现象。明洪武年间，朝廷曾对庶人服饰做过很多规定，包括服饰不许用黄，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等，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等。但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服饰，早已冲破朝廷规定，一改布素而追求绮罗锦绣，颜色趋于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追求奇异翻新，妇女饰物以金银为美，镯环以贵为美，以多为胜。
其六，勇于挑战传统，张扬个性自由
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南方“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舒”。明清江南挑战传统纲常名教、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
以上六点，综合反映了江南文化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发展，重视满足普通百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崇实、重商、重民、精致、开放、灵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管子、墨子、商鞅、荀子直到南宋陈亮、叶适等人所主张的重视民生日用、重视实用实效的实学精神的弘扬，是中国文化自身滋长出来的现代性。这些特点到了近代上海，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成为近代海派文化中重利性、大众性、世俗性与开放性特点的直接先导。
二、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对江南文化的熔铸与升华
海派文化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甚至不同语境下，各有不同的理解。今日所谓之“海派文化”，既不是近代美术界、京剧界之海派，也不是鲁迅、沈从文笔下之海派，而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之概称，是一种经过重新诠释后的广义海派。
近代上海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江南。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显然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色的。
当然，海派文化并不是江南文化的简单汇拢，而是经过上海这个特大城市的集聚与熔铸，吸收了中国其他地方在沪移民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包括岭南、八闽等地），特别是吸收经由租界和来沪外侨所体现的西洋文化，才得以形成的。以移民为主体、以陌生人社会为重要特征的特大城市，对于文化的集聚、熔铸与升华能力，与以本地人为主体、以熟悉人社会为重要特征的、乡村城镇对于文化的影响，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本质的差异。
上海在1843年开埠时，在江南城市中并不占显要地位，人口体量与文化地位均比不上苏州、南京、杭州，也比不上松江。开埠以后，经过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很快跃升为江南地区首位城市。1860年代以后，其经济、文化地位已经超过了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为中国最大城市。1935年，上海人口超过370万，为世界第五大城市，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与柏林。1947年，上海人口竟然相当于北平、南京与天津三大城市人口的总和。
早在1870年代，上海租界就显示出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特点。陌生人社会对于城市居民的素质，至少有五大重要影响：
一是个人高度独立，相当自由，既没有传统乡村士绅的道德约束机制，也没有社会基层组织强制管辖。上海妇女自1870年代就开始有在城市工作的机会，1890年代以后则越来越多。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助推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增强其要求人格独立、争取男女平等的资本。
二是极度务实，理直气壮地经商谋利，坦然自得地享乐。
三是自强，淡化家世背景，重视个人能力。在这里，祖上是达官显宦，还是寒门贫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能力。因此，上海人特别重视学习，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外语，因为那是提升个人能力的重要途径。上海人特别注意穿着，注意谈吐，注意排场，那是显示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
四是勇于竞争、勇于创新。大城市必然带来行业集聚，行业集聚必然带来行业竞争，行业竞争必然刺激技术创新与能力增强。
五是法治约束。移民社会并不是野蛮人集聚的丛林，其自身运行遵循着一定的规则。租界实行较为严格的法治。近代上海是中国最早实行律师制度的城市，也是律师比例最高的城市。从晚清时期开始，上海人已形成遇事通过法律解决的传统。重法治，重契约，重信用，是上海人一大特征，是他们长期受到法治约束、熏陶的结果。
近代上海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均有广泛而便捷的联系，又有众多而发达的传媒，这使得汇聚到上海的各地精英，较之其移出地的同类人物，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更为宏远，能力更易提升，也使得上海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更易走在全国的前列。因此每当外国入侵或列强侮华事件发生时，上海人更易发动起来，更易走在爱国运动前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上海一直是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单以那一时期抗日救亡音乐史为例，就会发现一个极其突出的现象，那就是上海诞生、创作的抗日救亡音乐、电影、戏剧，数量特别众多，影响特别巨大。最早的抗日救亡音乐，即黄自创作的《抗敌歌》是在上海产生的。影响广远的《九一八小调》并不是产生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东北，而是产生在上海。激越嘹亮的《大刀进行曲》，也不是产生在宋哲元率领的第二十九军大刀队与日军激战的华北，而是产生在上海。一大批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话剧，《旗正飘飘》《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放下你的鞭子》等，都是在上海产生的。
近代上海人所体现的上述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法治、爱国等特点，在近代以前的江南文化中，能看到某些特点一定程度上的表现。经由近代上海城市集聚、熔铸与升华以后，这些特征变得更为突出、耀眼，更具近代特性。我们可以说，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是以明清江南文化为底蕴，以流动性很大的移民人口为主体，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包括岭南文化、八闽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新型文化。
三、红色文化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关联
红色文化是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等在不同分类意义上的另一种文化，但上海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础上滋生、发展起来的。
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等，有驱逐邪恶的功能。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也象征红色，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由此，红色在中国政治上常被用来象征革命。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也就被称为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并非无根而生、横空而来，而是有其先声、前奏与基础的。如果将红色文化作狭义与广义区分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可称为狭义红色文化，而此前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自由幸福的进步文化，则可视为广义的红色文化。毛泽东起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最后一句又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其逻辑亦是由狭义而广义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为我们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结构，提供了极好的视角。三句话，三年——三十年——一百年，三个依次递进的历史阶段，三个渐次扩展的人群范围。毛泽东在回顾中国民主革命艰难曲折的历程时曾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先进的中国人所代表的时代和文化，就是碑文最后一句所指称的时段与对象。
循此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上海红色文化，之所以那么鲜艳、灿烂、繁盛，是与上述海派文化中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法治、爱国等特点分不开的。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由于此前自强运动时期人们所致力的科技救国道路行不通，维新时期通过改良来图存的道路走不通，辛亥时期单靠推翻清朝统治来挽救民族命运的道路也走不通，这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斗争的志士仁人，其爱国情怀中，每每饱含上面已经述及的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营养。他们在城市暴动失败以后，转而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也是他们务实、自强、创新精神的体现。至于那些具体的革命志士仁人，从瞿秋白、恽代英到黄大能，从周恩来、张闻天到陈云，从鲁迅、茅盾到夏衍，从顾正红、汪寿华到茅丽英，无一不是江南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