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在传统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等方面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研究内容更趋多元，不失亮点。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日趋活跃，西方新文化史也在不断影响着国内史学研究。本文对代表性研究论著进行简单梳理，就研究热点进行重点介绍。
在传统文化史领域，学者继续对近代文化发展与转型进行深化研究。如傅才武的著作《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分五个时段研究了民国时期不同政府的国家文化体制构建问题。李强的《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新探》一文指出：文化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之一,其政治哲学传统以现代国家建构为核心关切和思考重点,从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建立了完备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建国方案。张昭军的《中国文化史学的过去与未来》一文认为：文化史学的任务，由寻求民族独立、思想启蒙、文明再造，更新到实现民族富强和文化复兴；研究领域，由精英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主，扩展到社会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媒介文化史、物质文化史等众多领域；研究资料,由域内传世文献扩大到域外文献、地下资料和大数据；理论方法，由文明史观发展到唯物史观,再到借鉴西方的新文化史学。瞻望未来,中国的文化史学既要顺应全球化的潮流，确保理论的先进性和开放性，又要坚持中国史学的主体地位，从古史中寻资源。
近代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期，学者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杨念群的《反思西学东渐史的若干议题》一文称：西学东渐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早期崇尚“单向文化传播论”到注重中西文化双向选择,再到运用概念史与后现代方法对西学引介过程进行更为细腻分析的过程。胡连利等发表的《中国近代西学传播的历史拐点与文化变迁》一文指出：鸦片战争后，西学从往日个别零碎和缓慢的传入方式转变为广泛、迅速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的侵入。管新福的《从文学到文化:晚清西书中译的策略及风貌》一文则指出：由于救亡和启蒙的时代诉求,晚清西书翻译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另外，晚清知识分子怀有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优越感，即便有过域外留学背景的翻译家，也未能涤除传统文化的影响。
对于近代的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学界的研究更趋深入。如罗志田的著作《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作为历史随笔集，集中关注近代读书人的学术与思想世界；许纪霖的著作《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则是通过对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共27人的考察，研究个体心灵在时代转变中的反应，探究知识分子群体与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左玉河的《科举废除与新知识阶层的兴起》一文指出：废除科举制度加速了新知识阶层的兴起，改变了清末民初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政府尽管采取措施以尊崇经学并极力维护儒学独尊的地位，通过学堂奖励出身的办法力图将新知识阶层纳入体制之内，但效果甚差。
在近代传媒文化研究上，齐辉的著作《中国近代传媒的职业建构与文化嬗变》通过对近代报纸、广播、杂志、通讯社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微观与案例考察，关注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程及体现出的文化变迁。杨冰郁的著作《高原新声：陕甘宁边区红色话语传播范式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话语为考察对象，研究了红色话语在陕甘宁边区的生产、传播过程及其特有的范式。冯淼的《〈读书生活〉与三十年代上海城市革命文化的发展》一文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如艾思奇、柳湜和夏征农等，在城市的识字劳工中展开了一系列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得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城市如上海等地开展起来，其重要原因在于此时聚集在城市的革命知识分子关注劳工青年的精神世界，能将其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转化为革命教育和文化的资源。
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也引起许多学者关注。罗检秋的著作《清代汉学家族》研究了清代二十多个汉学家族的家学传衍、家法内涵、学术方法、汉宋关系和学术精神等问题。朱贞的著作《清季民初的学制、学堂与经学》对清季民初的学制、经学课程、经学教育，学堂与经学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分析了近代经学的历史命运。桑兵的《国学形态下的经学：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纠结》一文则指出：守成者竭力维系经学的一统地位，趋新者则希望化解为不同分科。国学之下经学与诸子、史学、文学的纠葛，使得经学日益丧失既有地位。
去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学界出版一批著作。张利民的著作《中国近代文化哲学研究：以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中心》从文化哲学视角关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与胡适的思考，东西文化调和、冲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等问题。同时，学界还围绕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与新文化运动，发表多篇论文。如王鸿的《“解放时代”的来临：五四时期“解放”观念的历史演变》一文指出：在五四时期,“解放”观念发生了一个内涵上的重要裂变,从作为启蒙观念的“个人解放”转变为作为革命观念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周月峰的《“革命”的文化运动：“五四”后张东荪的新文化方案》一文称：张东荪将文化运动视为解决中国问题即“总解决”的第一步，作为其言论、事业之核心。李帆的《骈散、汉宋之争与“学者”“文人”的纠葛：学术史视野下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一文认为：民国初年北大内部桐城派与章门弟子的关系问题，系新文化运动得以在北大发生、发展的关键所在。将桐城派驱离北大客观上起到为“文学革命”扫清障碍的作用，使得北大整体上趋向新文化运动。
社会文化史研究作为近年来甚为活跃的研究领域，本年也出版、发表多部论著。如王笛的著作《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从新文化史、微观史的视角，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了展示了成都各种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庙会、节日、街头政治等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活动。程美宝的论文集《走出地方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研究了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三山国王、双忠公、妈祖等重要信仰形态的发展演变及其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梁景和出版《生活观念与多维的社会文化史：梁景和学术论文集》，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学术概念、理论方法、多维史料以及史学视阈内学科交叉互动的生活质量史等诸多问题。王东杰的著作《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则专门研究了清末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与国家建构、民族认同、文化观念间的互动，探讨了语言文字在社会文化转型中的特殊作用。
在近代中国知识与文化转型方面，社科文献出版社还推出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包括陈力卫的《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章清的《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沈国威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阿梅龙的《真实与建构：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及潘光哲的《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主编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则为专题论文集，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近代西方思潮进入中国所引起的中国传统知识与观念的更新与嬗变。谭徐锋的《清末革命知识的制作与流动》一文讨论孙中山怎样进行革命动员，从细微处解读孙氏的革命宣传策略，并引入革命知识制作与流动的生活场景，留意革命仪式的变易，以及演讲者与听众的互动。
在近代女性文化研究上，梁景和主编的论文集《社会生活探索——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在本年出版，主要以婚恋、家庭、女性、性伦为研究中心，探讨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生活。秦方的著作《“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对晚清女性公共形象的生成与传播等内容进行了探讨。何玮的著作《“新女性”的诞生与近代中国社会》探讨了民国前期社会“新女性”话语建构过程与文化内涵，并与日本作了比较。
关于民国时期节日、纪念日研究，为近年出现的研究亮点。韩晓莉的著作《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进行考察，关注了战争环境下的传统节日、根据地庙会的恢复、新节日的引入与创造、节日改造与社会生活等重要问题，分析了节日生活背后的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关系变化。郭辉的著作《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1912—1949）》则通过对北京政府的国庆纪念日、国民党的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国庆纪念日与抗战胜利纪念日、商家的国庆纪念日、九一八纪念、孔子诞辰纪念日、民族扫墓节、抗战建国纪念日等一系列民国纪念活动的考察，阐释了纪念日背后的政治内涵与意义。此外，张小波的《仪式的浮沉：民国植树节的设立、演变与发展》一文，考察了民国植树节的历史，分析了植树节仪式背负的政治寓意。
近代概念与符号的研究为学界近年来讨论较多的话题。方维规的著作《概念历史的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关注了西学东渐过程中“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
对于近代文化产业研究，成为本年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姜虹的著作《社会变迁与近代上海文化产业化发展（1840-1949）》探讨了近代上海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业态与规模、经济地位以及其与战争、社会形态的互动关系。韩晗的《张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称：上海张园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上第一个城市公共文化商业空间，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舶来—本土”过渡的显著特征。周春耘的《买文化与卖文化：近代汉口文化产业形态初探》指出：繁荣的文化商业不仅没有成为汉口“产文化”的动力，反而阻碍了文化工业的发展，文化出产成了文化产业链上的薄弱一环，近代汉口文化产业呈现出强买卖，弱生产的形态特征。
纵观2019年国内学界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取得一定成绩同时，仍然存在着部分研究内容多停留在表面，盲目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碎片化研究较多，理论方法探讨不足等问题，需要学者继续努力构建本土化的理论方法与阐释体系，提升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内涵。而且学界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文化普遍关注较多，中西部文化则是集中于少数个别城市，对中西部其他地区的不同文化还应加强关注，近代外人的在华文化研究也应使用外文史料继续推进。特别是学者们应充分利用各类历史资料数据库中的丰富文化史资料，借助多学科研究方法，合理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精华，尽快在抗战文化史、性别文化史、纪念记忆史等重点领域，推出几本从资料、方法及结论都被学界广泛认可的文化史典范之作，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