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扯七卦之三十五“断袖之癖”
导演李安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
汉哀帝刘欣一听就笑了，不过是苦笑。
我国历史上400多个皇帝当中，汉哀帝主要以“断袖之癖”刷出了存在感。这个典故说的是，哀帝常常跟一位叫董贤的宠臣同床共寝，有一次两人白天睡觉，哀帝先醒要起床，衣袖却被而董贤的身体压住了，董贤睡得正香，哀帝不想弄醒他，“乃断袖而起”。
《汉书*董贤传》在记录这个情节后，补充一句“其恩爱如此”。史家的生花妙笔轻轻一点把哀帝的那截衣袖顿时染出一片桃色。
对于两个男人之间扯犊子，古人还有另一个说法叫“龙阳之好”，今天的词汇名之为“基友”，用文艺一点的表述叫“断背山恋情”。
不过，笔者一直对哀帝和董贤之间的关系算不算完全意义上的同性恋存疑，一来男人同榻而眠与谈恋爱毕竟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哀帝和董贤之间未必发生了电影《断背山》两个主人公所做的那种羞羞事。
据史书记载，哀帝“即位痿痹，末年濅剧”，也就是说，他当上皇帝后随即就得了痿痹之症，到去世前越来越严重。所谓”痿痹”，就是肌肉萎缩，身体麻木，现代医学术语叫“肌无力”。查资料可知，“肌无力”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极少数暴发型案例起病迅速，可导致呼吸困难。
哀帝年仅26岁暴薨，极可能与此病有关。
他与董贤王八看绿豆对上眼是在继位两年多之后，此时他是否还具有那个方面的能力，或者还能否经得起折腾，都是个问题。
一个行动困难、起居不便的人，还要日理万机，身边安排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随时侍候着，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常情常理来理解？
话虽如此，哀帝对董贤的“恩爱”超出了正常的君臣关系也是事实，而且后来“恩宠日甚”，最终达到了要把皇位禅让给他的程度。
董贤不仅一表人才，而且“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算得上人如其名——既懂事又贤惠，对主子照顾得周周到到、仔仔细细，连放假也主动留在宫中为陛下调医理药。
对于董贤的悉心体贴，哀帝很是受用，回报起来也不惜成本，甚至可以说是倾自己所有。财富方面“赏赐累巨万”，贡品什物上等的赐给董贤，次一等的留在皇宫使用；地位方面加官进爵，仅仅两三年时间，董贤就从宫廷内一个管报时的舍人（后勤安保人员）蹿升到大司马卫将军，年仅22岁位列三公，“贵震朝廷”，“权与人主侔矣（权力与皇帝相当）”。
有一次，哀帝召集几位内臣在麒麟殿举行小宴，酒至半酣，他亲切地望着董贤微笑，说：“我想效法尧帝禅位给舜帝的做法，怎么样？”中常侍王闳进言说：“天下是高皇帝（刘邦）的天下，不是陛下您的。陛下应该承祭宗庙，将皇位由刘氏子孙一代代传下去。兹事体大，天子说话非同儿戏。”皇上听了很不高兴，把王闳赶出了宫廷。
▲董贤照料哀帝生活起居，逐渐演变成他精神的慰籍
我们知道，历史上所谓的“禅让”，几乎全是骗人的把戏，不是迫不得已，皇权怎么可能轻易传给异姓？即使是被儒家传为美谈的尧舜禅让，连亚圣孟子都不相信。
可是这么奇葩的想法怎么会从从小就“文辞博敏”的哀帝头脑中蹦出来呢？
事情还得从一百多年前汉武帝时代的思想家董仲舒说起。
董仲舒是西汉“群儒之首”，学问大，影响深远。应武帝的策问，他提出“君权神授”的观点，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以此加强中央集权。但是，董仲舒毕竟是一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为了避免君权有恃无恐，胡作非为，他又对“君权神授”打了一个补丁——“天人感应”。也就是说，如果君主昏庸失道，老天爷就会降下灾害以示谴告；谴告无效，他又会显示怪异以示警惧；君王还不知悔改，那么就会导致最后的伤败，身死国灭。而新的有德之君就会取而代之。
这个旨在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补丁，其自身不可避免地携带了bug，使得西汉中后期的思想舆论发生紊乱，特别是灾异频仍的时候，王朝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一股浓厚的禅让思潮涌动于朝野上下。
早在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因为泰山发生“大石自立、僵柳复起”等灵异事件，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奏告朝廷：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能的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自己则退位封得百里之地，就像殷周二王的后代那样，以顺从天命。
后来类似这种劝告皇帝“禅让”的案例多次发生。更搞笑的是，在“麒麟殿禅让事件”的前四年即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哀帝受到方士蛊惑，相信图谶“汉运将终”之说，就已经玩了一次“再受命”把戏：改称年号为“太初元将元年”，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
不过两个月不到，他又取消了这次改号，因为这种改装版的“禅让”并没有如肇事者所称使他的健康状况好转，也没有给国家带来新的气象。
当然，他酒后对董贤所言“欲法尧禅舜”，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是这个玩笑开得稍微大了一点。其实，灾异现象每个时期都存在，所谓“汉运将终”，也不完全是因为皇帝昏庸失道，有诸多复杂的原因，而其病根则是当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矛盾激化，人心思变。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自耕农失去土地，无力养家，只好卖身为奴，产生大量奴婢，不仅消减了国家对劳动人手的控制和税赋收入，而且引起大规模流民现象和社会动荡。
面对困局，其实哀帝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多欲有所匡正”。他雷厉风行推行一系列包括平抑贫富悬殊在内的改革举措，如继位之初就推出了限田和限奴婢的法令，根据不同地位和身份给与相应田地面积和奴婢数量的限额，凡占有田地和畜养奴婢超过级别规定的，一律收归国家。
可是，封建专制体制下，限制贵族官僚特权的改革还得依靠他们配合实施，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体制内无法达及的悖论。事实上，限田和限奴婢法令损害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遭至权贵们的抵制，连哀帝自己也没有遵循，最后法令无疾而终。并且，专制君主要获得臣僚的忠诚，树立个人威信，自然要重用“自己的人”，由是“多进谗佞幸爱之臣”，如董贤之流，导致政治生态更加恶化。
另一方面，哀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想要重振先辈武帝、宣帝时的雄风。殊不知，当社会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仅凭君主的强势和铁腕也无力回天，何况哀帝缺少武宣两代的英明神武和雄才大略。所以，哀帝推行一系列新政之后，政局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呈恶化之势，“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吏为残贼”，谏大夫鲍宣不禁发出了“今奈何反覆剧于前”的喟叹。
失望之余，哀帝对董贤的依赖从日常生活的服侍逐步演变到精神的慰籍，他把几乎全部的感情投注到了这位对自己尽心尽意的男宠身上，使本已荒唐的政局更添一段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