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从秦汉一直到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隐不隐”的权利，是逐渐从士大夫自己的手里，过渡到了皇帝手里。所以说，隐士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士大夫阶层与皇权角力的过程。如果说西周井田制的确立，是让士大夫阶层失去其它选项的话，那么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其实就是士大夫阶层丧失“隐与不隐”选择权的过程。
两宋后皇权高度集中，士大夫阶层沦为皇权附庸，彻底失去了做隐士的资格，中国隐士文化至此消逝
神奇的是，在两宋还很流行的隐士文化，经历元朝短暂的混乱，到了明清时期，忽然就戛然而止。提起秦汉的隐士，大家至少知道鬼谷子，知道商山四皓；提起两晋，有陶渊明，竹林七贤；提起唐宋，好歹有半隐半不隐的李白，柳永等人。可是提起明清两代，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的话，很少有人能想起哪个有名的隐士，这是为什么呢？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有个著名的案子——宰相胡惟庸案。这个案子的本身我们不去讨论，但由此引发的变化，却跟隐士文化在明清的戛然而止有着很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