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新基建”成为经济发展的“热词”。从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多年，全国政协委员、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计划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推动粤港澳科技协同创新,加快发展大湾区交通新基建”的提案。他认为，数字工程、融合工程，汇聚成了新基建的浪潮，建议探索合理新基建发展模式，成立专门的运维技术中心统筹重大通道工程的安全监测和智能运维技术管理，统一智能化运维的标准和方法。同时，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重点研发专项，助力发展大湾区交通领域新基建。
全国政协委员苏权科。 受访者供图
未来10年是新基建的关键“安装期”
新技术给传统交通项目赋能，交通运输“新基建”无疑是未来交通项目的重点方向。去年8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先进信息技术深度赋能交通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能耗水平有效控制”“行业数据中心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建立”“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显著提升”等提法，成为未来15年“交通新基建”的发力点。
交通领域从业者敏锐感知到新技术对交通项目的意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需要强大科技的支撑，数字工程、融合工程，汇聚成了新基建的浪潮。”苏权科认为，未来10年是新基建的关键“安装期”，云计算、大数据、AI、物联网、5G必须协同发展，才能产生聚变效应和辐射效应。交通行业也必须协同发展，统一管理，改变单个项目分散研究、效率低下、浪费有限资源的现状，方能再上新台阶。
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受经济条件、经验水平限制，加之缺乏对运维的重视，国内早期交通基建运维水平相对较低。又因存在的超载现象，使得大批交通基础设施性能退化严重，特别是一些重点区域的“生命线通道工程”，已经到了不能适应交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地步。“这一局面亟需采取系统性的措施予以全面改善。”苏权科说。
他提到，国内传统基建规模以数百万亿元计，通过新基建提高其运维水平，即使实现降本增效1个点，经济效益也非常显著。“希望通过对重大跨海跨江通道的新基建统一管理，提高生产力，产生新效益，孵化新模式，涌现新业态。”苏权科说。
港珠澳大桥建设和管理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工作30余年，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是苏权科职业生涯的“代表作”。
为解决港珠澳大桥建设中很多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方面标准依据空白和粤港澳三地技术标准的差异问题，在15年的建设期里，苏权科和建设团队共研究形成了含44项执行性标准和16项指导性标准，推动了大桥在设计理论、施工技术、产品装备等方面的技术突破，填补了多项行业空白，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后来许多标准转换为国家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行业标准，对于国内外类似跨海工程的建设发挥了指导作用。”
桥梁通车后，如何实现更高效的运维和管理，成为苏权科研究的重点。他介绍，经过2年多的规划和调研，大桥管理局结合国家重大专项研发，正在建立“港珠澳大桥桥-岛-隧全生命周期业务协同互联数据标准体系”，将大桥120年全寿命周期内所有运维业务流程化、标准化，建立环境、交通、材料、设备、监测、管理等四大类33项信息数据统一的交换标准。“这一体系将作为港珠澳大桥智能化运维项目及‘数字港珠澳’建设的核心成果，成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在推进的首批湾区标准，服务于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并争取成为交通新基建的国际标准。”苏权科说。
他还透露，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会同大桥管理局和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相关科研单位，就开放港珠澳大桥进行无人驾驶路测和全球竞赛的可行性展开多次研讨。在此基础上，结合东人工岛开发、全桥5G网络覆盖和示范应用等工作进展情况，制定了在港珠澳大桥开展无人驾驶路测及全球竞赛方案，争取使大桥进一步成为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技术测试基地。
“鉴于单一工程的样本数量不足、资源整合能力有限、初期效益不明显，应该集中资源，重点攻关。”苏权科认为，港珠澳大桥形成的经验和标准具有良好的示范效果，但同样要注重后续新项目标准和方法的涌现。
建议统一智能化运维的标准和方法
在今年的提案中，苏权科建议探索合理新基建发展模式，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生命线通道工程结构安全监测与运维技术中心”，统筹珠江三角洲重大通道工程的安全监测和智能运维技术管理，统一智能化运维的标准和方法，后续可在狮子洋通道、深中通道、黄茅海大桥等通道及港澳地区重要基础设施运维管理业务推广应用，培育优质品牌，再经由社会融资等渠道的资源补充，推动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苏权科还建议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重点研发专项，助力发展大湾区交通领域新基建。他指出，要逐步解决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过程中的管理和技术瓶颈，加快政府间协商支持，搭建技术合作开发和转让机构、孵化器和加速器，引入风险投资公司、中介服务机构等队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组织开展三地合作科技创新金融支持政策和产业链、创新链保障研究，打通在财政、税务、保险、监察等不同制度及司法体系方面的阻碍，使协同创新精准支撑三地经济发展。
此外，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是三地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一种融合，但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鉴于目前内地许多地方制定各种激励政策，与港澳政府之间缺乏协调对接，难以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力的局面，需要中央层面协调，推动国家部门与粤港澳政府协商，制定大湾区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框架协议和发展规划，建立三地科技创新联合管理机构，并以典型协同创新平台为示范点，在研究项目、人才引进、合作机制、成果推广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配套，为大湾区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创造合法有序的环境。”